辛亥首义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应当引起史学研究的“十二分留意”
郭沫若在谈到作为辛亥首义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时说过：“这件史事在中国发展史上，它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它还明白地指出了将来中国的去向。”因此，郭氏希望“叙述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对保路运动“有值得十二分留意的必要。”笔者以为，辛亥首义也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它雄辩地说明，革命并非天外来客，也不是圣贤的一动之念，或阴谋家挑动的结果，而是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相当积淀的产物，是历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而这种革命又标示了奔往现代文明的不可逆转的去向（虽然其间多有坎坷乃至反复），因此，辛亥首义应当引起史学研究的“十二分留意”。
辛亥武昌新军暴动事起仓促，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亡（如刘复基）、或在逃（如蒋翊武），事变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
然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武昌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举义者能够迅猛而有序地展开战斗，有条不紊地占领省会城市，及时建立新政权;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军民在湖南等省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装备精良的久练之师——北洋清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多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宝贵时间……。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
当我们考察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尤其是中心城市武汉）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期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便会发现：辛亥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今日作辛亥首义史考辨，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提出历史研究“时段”理论，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又将三者分别称为“结构”、“局势”和“事件”。主张重视地理时间（“结构”）、社会时间（“局势”）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个体时间（“事件”）为结构与局势所左右。而传统史学较多注目于“个体时间”，主要用力于重大政治事件、外交活动、军事征战等“短时段”事变的研究，这显然是有缺欠的。今日我们作辛亥首义史考辨，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
费正清（1907—1991）编《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
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像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
主张将辛亥革命史追溯到1900年以来（约为清末新政时期）发生的社会变化，此说有理，但还应当扩大视野。
考察辛亥革命，当然需要细致入微地梳理1911—1912年间发生的“短时段”剧变，但还须追究其背后的 “中时段”社会结构造成的久远影响，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考察1889年张之洞（1837—1909）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造成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
要在全面观照“结构”、“局势”制约“事件”的前提下，特别注意社会时间（中时段）对个体时间（短时段）的影响力，注意这种影响的复杂性。例如，张之洞殚精竭虑主持“新政”，是社会时间（中时段）发生的大事变，张氏操办湖北新政，主观动机当然是维护清王朝及纲常名教（其所著《劝学篇》内篇有明白宣示），然而，这些近代性事业导致的客观后果却出其意表之外。
仅以练新军而言，张之洞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然而，这样一支初具近代文明属性的湖北新军，却不以张氏意志为转移，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温床，至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士兵约三分之一参加革命团体，三分之一受其影响，仍然被清方掌控的不足三分之一。辛亥首义是一次从新学堂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近代城市军营发动的新军起义。而“近代城市”、“新学堂”与“新军”正是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的产物。孙中山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4月来武汉访察，睹物晤人，发现正是直隶南皮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为辛亥首义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人材条件，故孙氏由衷感慨：
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可见，孙中山并没有把辛亥首义之因由，仅仅归之党人的活动，他还把视线投向了较久远、更深层的社会变革层面。
曾入读两湖书院、由张之洞派往日本游学、后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校长的张继煦（1876—1956），将辛亥革命成功于武昌的原因归之于张之洞治鄂奠定的近代文明基础。张继煦指出，革命并非张公所愿，却是张公事业所导致，“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编印。）
孙、张二氏所论，其意都在肯定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为辛亥首义准备了物质及人材条件，揭示了 “中时段”社会进化对“短时段”革命事变的奠基作用。在充分注意“中时段”的同时,还应注意“长时段”地理因素对革命事变的影响。
辛亥首义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恩格斯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他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辛亥首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变，正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如作为武昌起义直接先导的保路风潮，即由立宪派发动，四川谘议局的蒲殿俊、罗纶、张澜等，湖北士绅刘心源、谘议局汤化龙、新军协统黎元洪，是保路运动的领袖或赞助者。他们在辛亥首义前的活动，理当进入辛亥首义史的视野。
又如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及运行，充满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故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及让权于袁世凯，更是全国范围内多种势力较量、组合的结果。“历史合力”论在这里展示出雄辩的说服力。（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