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一样，党的建设事实上也有一个科学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才能使党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正确认识党与时代的关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认识特殊的中国国情，正确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只有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才能富有创新性，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时代的特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成功的道路。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科学论断，这就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分析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对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要以改革的精神解决好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发展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明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这些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党对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党的建设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正确认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始终成为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共产党人群众观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多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保证。
邓小平指出，群众在实践的第一线，他们最富有实践经验、最富有创造精神，任何个人无论怎样英明，都无法和群众智慧相比。任何伟大的领袖，一旦脱离群众，就会思想僵化，犯错误。
江泽民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关注群众利益，强调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正确认识党的组织制度建设与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的关系，既重视制度建设，又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实现制度建设与人的建设的有机统一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贯彻落实。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正是依靠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我们才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干部政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邓小平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对的。但一些同志却出现了“唯制度论”的倾向，忽视了人的作用。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是辩证统一的：
首先，制度是重要的，但并不是万能的。制度总要用语言来表述，由人来解释和执行，总要为执行制度的人留下一定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也应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如果人的素质不高，就会千方百计地钻制度的空子。
其次，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人。一些同志谈制度建设，离开了人的发展这个目的，似乎制定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人管住、束缚住，这样来理解制度建设是错误的。毫无疑问，任何制度都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但这种规范不是压制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而是用来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党的制度也是如此，党员的积极性是我们党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基础。
最后，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是有利于制度建设的。制度是人创造的，要建设好的制度，必须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的素质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建设也是人的建设。
党的建设的经验说明，只有提高党员的素质，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调动党员的积极性，才能把党的事情办好。党的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内民主，落实党员的权利，否则制度就会形同虚设，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
正确认识党掌握的公共权力与可能导致腐败的关系，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使党始终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
人心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再强大的政权，一旦内部腐败，就必然会自取灭亡。这就是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的主要内容。
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如何解决跳出黄炎培所提出的“兴衰周期律”的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
邓小平特别警惕党内腐败问题，1982年，针对社会上刮起的经济犯罪之风，告诫全党：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就会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对症之策。
苏联和东欧剧变，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关注并深入思考的问题。江泽民认为，长期执政的关键就是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认为执政权力最容易因腐败而异化，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乃至丧失。而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90年的实践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只有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体现时代性，增强科学性，把握规律性，才能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党的生命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作者：郑州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