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媒体与政府的默契与合作
事实上，不仅政府意识到了与媒体合作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保持密切关系。在与政府经过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逐渐变得“聪明”起来，更加善于通过双赢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了使它们提供给全国乃至全世界公众的信息量最大化，作为必要的妥协，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美国政府显然也很清楚媒体在外交和战争中的作用。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曾撰写文章称，需要加强美国传媒力量，以击败全球狂热极端分子。在他看来，“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有可能是全球反恐战中的一场长期斗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些最关键的战役或许并不是在阿富汗的山区或伊拉克的街头进行的，而是在纽约、伦敦、开罗及其他地方的新闻编辑室展开的”。为此，他特别呼吁要加强美国传媒对外宣传的能量，以反制极端势力的宣传和动员。
媒体自身的变化也有助于推动媒体与官方的合作。据统计，二战结束后，有80%的美国报纸是独立的或由家族经营的，而到了1989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变，80%的美国报纸已经属于大公司所有；电视网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种变化使得媒体的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变得更加现实，也更能够从官方和工商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接受了官方和军方的新闻检查，并实际配合了政府的行动以赢得对外战争。这也使得海湾战争时的美国媒体与越战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在战争中的角色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国家功能。
市场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美国的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是集团公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等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而不是其新闻价值，决定了这些报纸的价值。而媒体上市公司衡量业绩的标准之一，是发行量和收视率，而这些同时也决定着广告量。
媒体发行量和收视率的变化不是由媒体自己统计和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无论是发行量或收视率的下降，还是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都会令媒体公司的管理者和拥有者感到不安，这也使得管理者不可能放手进行新闻报道。
来自广告商的压力不容忽视。广告商既然是出钱人，他们便公开地将自己可以对新闻内容施加影响看作是一种“权利”。广告主在决定将他们的数百亿美元用到哪一家媒体上时，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有思想偏好的。那些进步的出版物根本得不到广告商的赞助，财政经常透支，只能勉强惨淡经营。而能够吸引富有广告商的则多半是能维护现行体制的媒体。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媒体在一些事关大公司利益的报道上常常是浅尝辄止，而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又多多少少受到能源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影响。
机构官僚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如美国学者所言，全国性媒介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企事业机构，它们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是按照等级关系、专业性质等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机构里，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许多官僚机构的特征，表现为政治敏感性强，特别注意平衡与政府及利益集团的关系。而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基层记者和编辑的创新意识和揭黑精神。事实上，即便是在水门事件中表现抢眼的《华盛顿邮报》，如今也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面目，讨伐精神明显减弱，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受到限制。在这种氛围下，“采访记者们”更多地只是被指派到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去采访，并且把获得信息的基本来源寄托在有关部门上，这就便利了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这一点在政治新闻报道中尤为明显。由于全国性的新闻媒介都定期派遣负责政治版和国际版的记者到联邦政府的重要部门进行采访，如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国会和最高法院，并把这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这使得大部分有关政治和国际问题的新闻报道都围绕着政府进行。这不仅有利于政府“策划”议题、引导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记者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并在一些敏感的报道上笔下留情，因为他们一旦得罪政府，就很有可能失去饭碗。
白宫记者团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数目的变化看，1945年的白宫记者团只有25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数字已上升到惊人的1700人。这一数字的变化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使得大量记者必须尽力在同样的时限内报道近乎相同的事件，“不漏报重大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媒体的竞争点，而为了不漏报，就必须与“重大新闻”的提供者（往往是政府）搞好关系，至少是达成某种默契。二是白宫记者是被派来专门报道总统的，他们几乎整天在白宫打发时光，与总统及其身边人接触频繁，这也使得他们在感情上比较接近白宫，而且长期的白宫生活也使得他们逐渐养成了从“大局”看问题的习惯，与白宫的思维习惯逐渐接近。
同样重要的是，媒体的所有者，往往与政界尤其是白宫和国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互相需要。因此，他们往往比旗下的记者和编辑们要保守得多，更加不愿意冒犯政府与国会。不仅如此，一些前政府职员在离开政府后进入了新闻圈，他们深谙政治运作，更能清楚地看清政府的立场，这也在无形中拉近了媒体与政府的“心理距离”。这些人业务方面轻车熟路，但他们同时也带给了自己的同事更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