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形态的深刻转型诱发了复杂的社会转型风险。如何应对社会转型风险，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因此成为了当前中国社会核心关注话题。区域化党建是近年来提出和形成的党建工作新理念、新模式，是基层党建的崭新探索，其重要价值就在立足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形态特征，使党进一步融入社会和整合社会，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应对社会转型风险。
社会转型风险及其发生机制
在当前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特征交汇在了同一个时空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混合形态的社会。正如学者郑杭生指出：“在这种社会里，历时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共时态地存在，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也就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即所谓风险共生现象。”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的风险结构，既包括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也包括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刑事犯罪、劳资冲突、干群矛盾和党执政基础弱化等风险因素；同时，在局部意义上，后工业社会时期新型社会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
在当前中国共生性的社会风险结构形态中，源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最为凸显的，同时也是最为基础性和深层次的社会风险。本文所述的“社会转型风险”主要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层面的社会风险形态。社会转型风险的发生，根源于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滞后。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多重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转型，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型。这样一种多重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的特征，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扩大了社会风险的来源。同时，在这样一种复杂、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社会控制体系、社会整合体系等逐渐趋于解体，而新的治理体系又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由此而产生社会治理能力滞后于社会结构形态变化的现象，进而导致社会转型风险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