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升华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沂蒙精神,凝聚着山东共产党人始终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崇高品质,体现了山东人民紧跟共产党无私奉献的博大情怀。在沂蒙这片热土上,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将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统一起来,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统一起来,人民群众在反复比较中,从开始认识党、逐步相信党,到彻底选择党、一心紧跟党,最终汇聚成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大革命洪流,铸造了以“爱党爱军、无私奉献”为核心的伟大的沂蒙精神。这是党和山东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经受考验、战胜危险的独特政治优势和不竭力量源泉。
沂蒙精神孕育形成的艰辛历程
抗战时期,是一个在侵略者践踏蹂躏下的大动荡年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在山东,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伪政权借曲线救国之名愚弄人民,国民党政权以抗日救国之名搜刮人民,会门游杂武装打着抗日旗号敲诈人民,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真心实意为了人民。人民群众在战争磨难的反复比较、体验中,找到了给他们带来光明前景的最可信赖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团结谁打击谁:党群关系在复杂环境中的形成与发展
抗战初期,山东仅有2000名党员,党在山东的力量弱小、群众基础薄弱。在日军大举入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十万大军南逃之时,山东党组织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数十起抗日武装起义。此时,土匪、民团、会门武装趁机而起,全省游杂司令多如牛毛,伪组织纷纷建立,国民党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深入敌后抓政权、建军队。救国的旗帜满天飞,人民群众真伪难辨。正统思想观念极强的山东人,视国民党军队为政府军,国民党地方政府为合法政府。沈鸿烈上任不久,即收编游杂司令近百人,建立武装15万人枪,委任县长近百个。但是,以沈鸿烈、秦启荣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却大多军纪败坏、游而不击,时有“油饼队,吃饱睡,鬼子来了往后退,鬼子走了来收税,秦启荣不是好玩艺!”的民谣。而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不久即与日伪军作战百余次,攻克县城15座,给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迎头痛击。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人民群众誉为“菩萨部队”。与扰民剐民的“政府军”和名曰抗日实为“抗民”的土匪武装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对年轻的山东八路军有了全新的认识。到1938年底,人民武装发展到2.45万人,在没有八路军主力部队支撑的条件下,建立了土生土长的抗日游击兵团——八路军山东纵队。
山东党组织高举的另一面旗帜是“团结抗日”的旗帜,即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军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这不仅使大批名流学者、开明士绅、中小工商业者积极同共产党合作抗日,而且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将领也与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而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固派以共产党政权“不合法”为借口,积极溶共、防共、限共,不断制造袭击、残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的摩擦事件。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入鲁,先后在樊坝、陆房、梁山三战三捷,打击了日伪军,震慑了顽固派。从而,壮大了抗日力量,推进了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到1940年7月,根据地内成立了9个专员公署、6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及300多个区乡抗日政府。但是,山东党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对党的依靠力量主观上认识不清,客观上忽视政权建设、轻视群众工作,致使党群关系很不稳固,在此后日伪军残酷“扫荡”中,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严重困难局面。
为了谁依靠谁:党群关系在受挫之后的反思与调整
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清剿”、“蚕食”、“封锁”,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诱降方针,诱使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队投敌。在日伪军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和封锁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大部被分割或丢失,党的群众基础薄弱的状况凸显出来,如在1941年的日军大“扫荡”中,“鲁中沂南县479个村,能坚持工作的只有9%,与敌人妥协的有197个村,其他一部分村政权大都动摇,最坏的竟有把抗日工作人员和抗日的资财无耻地献给敌寇的痛心现象”。到1942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丢失1.2万平方公里,占根据地面积的1/3,人口由1200万减至750万,八路军损失1.4万人,占八路军总数的1/4。
面对严重挫折,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到党的各级干部开始了深刻反思:“没有发动群众为民主民生的斗争”,“对减租减息是巩固政权、军队、根据地,以及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普遍缺乏明确认识”,“抗日民主政权还未成为真正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权。上层是党包办,下层不少是地主、士绅包办”,“群众未能感觉到自己是主人,是执政者”。1942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工作“是山东根据地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工作”,并有针对性地向不同范围的干部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等8个报告。山东分局认真总结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先后作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五年工作总
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在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上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拥护谁抛弃谁:党群血肉联系的巩固与升华
从1942年下半年起,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冬学运动、彻底改造乡村政权等,在抗日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山东党组织和人民军队藏身于人民群众之中,广泛开展了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使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一度拥有20万人枪的国民党部队在失去人民群众支持后,丧失战斗意志,大部伪化,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得不于1943年7月撤出山东战场。党领导的山东军民承担起独立支撑山东抗战大局的重任。到抗战胜利之时,山东军民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党领导的唯一的省政府。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的山东部分,人口3000余万,占全国解放区总人口的1/3；党员30余万,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4；军队33万,占全国人民军队总数的1/4；歼敌60余万,占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歼敌总数的1/3。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占全省90%的地区实行了土改,2000万农民从地主、富农手中获得3000万亩土地,翻身做主人的光明前景进一步展现在人民群众的眼前。“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首当年的歌谣,成为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前,保卫胜利果实的真实写照。4000万人口的山东,就有1106万人次的支前大军,100万山东青年参军。
铸造沂蒙精神的基本经验
在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山东共产党人始终为实现人民利益甘于牺牲、不懈奋斗,这种牺牲和奋斗越来越被人民群众所认可、所珍视,并转化为对党的高度信任,进而呈现出毁家纾难、参军参战、踊跃支前,用生命保护党的干部、用乳汁抢救八路军伤员等甘愿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
群众哲学观:自觉认识并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沂蒙精神孕育的根源
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地游杂武装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比较中,开始心向共产党、选择共产党。
但山东党组织并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一历史时机,从山东分局领导到基层普通党员干部,多倾向于抓武装,建立与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士绅的良好统战关系,没有真正认识到蕴含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群众意识淡漠、群众工作薄弱,致使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党群关系,在日军残酷的“扫荡”中被打碎。
山东党组织在挫折中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措施,并在根据地内深入贯彻实施,从而成功确立了党群血肉相连、骨肉相亲的密切关系。从这一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党群关系是革命事业在山东成功与挫折的晴雨表,而党群关系密切与否,关键在党。什么时候我们党的群众观树立的牢固并真正付诸实践,党就会赢得人民的全力支持,革命事业就会不断走向胜利。正如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在1945年总结山东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时指出,“一切工作的基础首先在于发动广大的基本群众,并改善其生活”,“我们党委的责任,首先要全始全终、茹苦茹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正使党的周围拥有广大群众自觉的有组织的力量。”“非如此,就是所谓‘一活跃,二皮条,三消沉,四垮台’。”
“加减”辩证法:不断维护和扩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是沂蒙精神形成的根基
迥然不同的目标价值取向,使得加减法这一最基本的算术法则,在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出现截然不同的运算规则。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抗日根据地内改革税制、减租减息、减轻群众负担,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而国民党在统治区内收取名目繁多的抗日捐税,不断加重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据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山东1942年国民党统治区、伪占区和根据地部分村庄每月每亩负担调查,国统区负担比根据地重8.7倍,伪占区负担比根据地重5.1倍。这一加一减,见证了人心向背、民心得失:国民党军队及其政权不得不从山东退出,而党领导人民军队几乎打下了整个山东。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解放区内掀起生产、土改高潮,无偿获得土地的农民收入大大提高,而国民党为维持其庞大的战争机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据统计,1948年国民党统治的崂山地区各种捐税即达1700多种。国民党的加减法,算出的是国统区物价飞涨,解放区人民空舍清野,最终民心尽失,彻底败亡。共产党的加减法,算出的是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渴望和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在此后的大决战中,山东人民响亮地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纵横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山东大地上,处处呈现出车轮滚滚、担架如流、磨碾飞转、人欢马叫的壮阔场景。据不完全统计,山东解放区先后有1000多万人投入粮食筹措、供应工作,把11亿多斤粮食运送到前线。
实践方法论: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需求是沂蒙精神生发的根本
山东是儒家文化发祥地,人民群众长期受传统保守思想的束缚。抗战初期,乡绅地主管理乡村社会的传统已延续数千年,交租交息已成祖祖辈辈的固有规则,加之日伪愚弄人民的奴化教育,国民党欺骗群众的反共宣传,群众“变天”思想的疑虑,等等,禁锢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压抑了人民群众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的诉求。
如何唤起民众投身革命?山东党组织在根据地内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掀起冬学运动高潮,让人民群众从迷信保守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广泛性的群众性教育运动,以政治教育为主,辅之以文化教育,并与群众生产生活切身利益相结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根据地内呈现出“村村办夜校,家家读书声”的全民性的学文化热潮。1944年,仅莒南、莒中、日照3县参加冬学人数就达到399974人,其中莒南县14万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56%。
实施民主选举、彻底改造村政权,让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山东分局要求尽一切可能发动群众民主选举,由于农民中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就采用“豆选”等办法。到1943年冬,全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县以下各级民主政权进行了选举。广泛建立群众团体,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造社会的主体。党在抗日根据地内成立了各级群众组织,并制定了群众组织工作条例。据1943年6月统计,根据地中建立群众组织的村庄占根据地村庄总数的62%；有组织的群众占人口总数的32%。
正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彻底获得解放并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迸发出了参军、参战,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巨大力量。
密切党群关系的现实路径
沂蒙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党群血肉联系,来自于党始终为人民而奋斗的自觉意识,来自于人民群众对党的高度信任和坚定信心。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向导。今天,我们党已执政62年、改革开放33年,面临的考验和危险丝毫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选择。
以建立权为民所用的导向和评价机制为重点,筑牢党员干部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
立场问题是党群关系的根本问题。党群血肉联系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艰辛曲折的历史过程,成功的经验需要我们汲取,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更需要我们警醒和牢记:一些党员干部一度把屁股放在了地主富农一边,而不是站在最广大的贫农和中农立场上,造成党在根据地的一切政策空洞乏力,群众优势无法树立起来,致使根据地到了“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的危险边缘。而代表少数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在失去人民群众支持后,不得不退出在山东的执政舞台直至走向消亡,则进一步表明:心中没有人民者,必然被人民抛弃。
现在,我们党早已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地位变了,任务变了,时代条件变了,但成败得失由民心、民意决定的真理和实践逻辑丝毫没有改变。然而,党内一部分党员干部,却在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他们想问题、办事情,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个人、部门和小团体的立场上,个别党员干部热衷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部分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博弈中与老板富商结成利益共同体,有些党员干部则将公共权力部门化,极力为个人和部门小团体谋取私利,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长期执政后,战争年代共产党员“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不存在了,一些党员干部对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失去认同,逐步丧失群众立场,如果不能把民心、民意、民生始终放在干部政绩考核的最高位置,如果不能彻底剪断个别政府部门与富商老板的利益纽带,如果不能彻底根除公共权力部门化的倾向,则有些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就不能真正树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任何政党、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