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不断壮大，特别是革命党人不断策动的各种形式的武装起义、暗杀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从外部为清廷输入了一种压力，因而清廷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国变之后，也开始了艰难的政治变革历程。
黄花岗起义后，革命陷入绝望，改良蒸蒸日上，举国上下真的期待着朝廷能够按照调整后的五年立宪筹备规划，将中国引向一个安全的港湾，走上君主立宪政治道路。按照规划，清廷于1911年5月8日发布了责任内阁名单，这意味着经过自1906年以来五年准备，中国终于迈向了君主立宪建立有限责任政府的政治道路。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皇权至此被一个有限责任的政府所分享。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是君主立宪体制成立的关键。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清廷的宣布出了意外，十三名内阁成员中，皇室及皇族的成员竟然多达九人，占了绝对多数，这立即引发立宪党人强烈反弹，以为这样的内阁只配称作亲贵内阁、皇族内阁。
按照立宪党人的想法和先前的政治约定，进入君主立宪体制之后，满汉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特征鲜明的两个阶层，满汉不分满汉合一，尽可能缩小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差距。然而现在却是，立宪前，按照清廷中央部院首长双轨制原则，汉大臣、满大臣并列，甚至在侍郎及更下层级都是双轨制，这多少有点浪费，也使汉大臣的地位稍低。但在那个体制下，内阁阁员十三人，汉大臣无论如何也应该有六个，百分之五十稍弱，现在十三个阁员只有四个汉大臣，改革不仅没有提升汉大臣的地位，反而使汉大臣地位有所下降。这当然引起汉大臣和广大汉人的极端不满。
立宪党人的不满并没有引起清廷足够重视，这个错误的政治决定直至武昌起义爆发，直至滦州兵谏发生，方才得到相应纠正，清廷匆忙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宣布撤销几个月前的皇族内阁，规定所有皇族成员永远不再参与实际政务，建议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反对君主立宪的主要力量不在皇室，而在皇族。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有自己的算盘。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在恭亲王当政的几十年，皇亲国戚满洲贵族上行下效，纷纷就便出任政府要职。他们不似汉人要通过科举考试层层关卡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是往往因为其血缘关系的远近捷足先登，成为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这批即将失去政治特权的满洲贵族当然对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不满意，他们以那个小皇帝的名义，以清帝国体制的名义，对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百般阻挠，致使清廷尽管于1911年11月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但这些条款迟迟无法落实，君主立宪体制究竟怎样建构，国会究竟应该怎样召集，满洲贵族们如何退出等，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法妥协。
革命党人对清廷早就不耐烦了，他们虽然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心灰意冷，但在保路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迅即投入战斗，黄兴等革命领袖迅速前往武昌协助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抵抗北洋军的进攻，李协和、陈其美等领袖也在武昌起义发生后第一时间策动上海光复，然后策动江浙独立，攻打南京，抢占东南半壁，形成南北对峙格局。
清廷既得利益集团以体制的名义不断阻挠君主立宪的实现，在南北对峙格局形成后，一场混战一触即发。为了避免内战避免混战，北洋将领段祺瑞等人在南方革命形势感召下，放弃了先前十多年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毅然加入民主共和的阵营，大义凛然反戈一击，通电呼吁清廷接受民意，走向共和，重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北洋新军阵前倒戈给清廷致命一击，革命终于在最后时刻重塑了中国通往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革命确实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但在南北各方政治家共同把握下，辛亥那一年并没有使革命失控，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家在世界的东方建立起来了，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导)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