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来，社会上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领导干部“被调研”现象，主要是指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时，受“规定路线”、“标准答案”和“示范样板”的影响，使调研成了“论证会”、“报喜会”和“盆景展”，甚至在个别地方发展成了“形式主义”和“骚民扰民”，很难了解到基层和工作的真实情况，甚至不讲真话实话，为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风险。

其实这种“被调研”并非新近才有，就连毛泽东那样一生重视调查研究的大政治家也遭遇过“被调研”的现象。我们这里先列举两例：

第一例，1958年 8月和 11月，在“大跃进”运动深入推进期间，毛泽东两次出京调研，先后到河北、河南、山东和湖北等省市视察。在各省市主要领导工作汇报中，在提及粮食亩产超万斤的汇报时，毛泽东都表示出了极大的怀疑，认为不可能，多次说：“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还在一些会议上指责干部中间的撒谎行为，主张将有关粮食统计数字折扣之后再予以公布。可见，在这一期间调研中，毛泽东并非完全相信那些离奇的粮食产量，意识到自己“被调研”，但又出于保护干部群众“大跃进”热情的考虑，没有及时加以批判和制止，最后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第二例，1961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对此毛泽东多次指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水是浑的，有鱼无鱼不知道。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彻底克服掉”。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检讨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官做大了，调查做少了，不摸底等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毛泽东提出“希望 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但由于客观原因，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开展“蹲点”调研，自己开展的却都是坐着火车 “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他自己也承认：“我是在中央会议上作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这种客观上“被调研”的事实，使毛泽东本人没能倾听到普通老百姓发自肺腑的倾诉和企盼。

从毛泽东一生调查研究的实践、特别是晚年遭遇“被调研”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领导干部如何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真实情况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是需要不断地探索、总结与研究来深入推进的。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可以给我们许多理论上的指导，更可以以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给我们有针对性的现代启迪。

带着问题而非“求证”式开展调查研究

毛泽东强调要带着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对带着框框下去搞“求证”式的调研。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成功开展了寻乌、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的调研，成为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表率。他还发动并组织了1941年全党的调查研究运动，为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为全党从根本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奠定了基础。1956年，他又通过调查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初步探索，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样的重要讲话。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虽然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有的调查是先有答案，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答案的正确。1958年夏他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的调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有了在农村建立公社的设想，而在这次调查中，看到的似乎都是一片“大跃进”的热闹场面，听到的都是小社合并成大社有诸多优越性的汇报，于是相信他此前在农村办公社的设想是正确的，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使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因此可见，在调查研究中，切忌先预设结论和明确的目的，如果将调查过程沦落为按图索骥、按需求证、“合则取，不合则弃”，成为使客观现实适应主观要求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犯了主观主义的严重错误。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和观察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杜绝先入为主的现象，真正做到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感情、愿望和意志出发，坚持“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