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之二：平台与方法

良好的研究平台和恰当的研究方法，是促使国内“外马研究”从学说、思潮向学科化方向转型的有力推动器。从研究平台来看，时下中国的“外马研究”主要由讲坛、论坛和学坛三大媒介构成：讲坛指的是“外马研究”的学者大多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教学工作，他们开设有相关的课程，并以相关的专业方向招收研究生，且日益成为受青年学生欢迎的专业研究方向；论坛指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已举办过五届论坛），如今，它已从当初由国内几所高校轮流承办的联合论坛成功转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下属的二级分会组织，开始成为中青年学者交流学术研究最新成果和在学界崭露头角的重要舞台；学坛则指的是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定期出版的外马研究专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相关外马研究系列论著和译丛；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所单独或组合发表的系列专题学术论文（含译文）。

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以学术团队为主体的“集团军式作战”方式（如复旦大学外马研究基地团队、黑龙江大学研究团队、南京大学研究团队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团队等），也有个性化的“游击式”研究（研究者广泛分布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哲学院系）；既有个案研究（见上文），也有总体研究（如对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基本原则的当代解读）；既有细节化的文本研究（如对单个文本或其片段的“小叙事”、“解剖式”研究），也有方向性的现实关怀（如对社会公平、生态和人类未来发展等的“大叙事”、“终极式”关注）。

前沿趋势及其比较分析

当前国内“外马研究”呈现出的主要趋势就是：其一，在研究主题和对象上，流派、人物、范畴和专题等个案研究与体系化的大问题研究以及宏观概括性总体研究并举；其二，在研究平台和方法上“团队式集团军作战”与个性化“游击式”研究方法并行。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就在于各种研究方法各具优势：团队式研究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学术资源使用的效度；而个性化研究则更能彰显学术研究的自由度和可持续性；个案研究能灵活地实现学术话语应时更新，而总体研究则更接近理论研究的实践旨趣。

正是在这一研究总体趋势的框架下，当前中国学界“外马研究”的主要前沿内容包括：第一，前苏联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为一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多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教科书体系发展与演化史”的视角进行专案研究；第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已逐渐从流派和人物研究进入更深层次的范畴和专题研究（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和发展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等开始成为学界探讨热点；第三，伴随着MEGA2的陆续出版及其部分网络电子版的公开面世（2011年2月由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新MEGA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上载），国内学界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领域，即文本和文献研究方法与路径，并由此重新提及与评价前苏联旧MEGA编委会重要代表人物梁赞诺夫等人的学术成就，开始更多立足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特别是未刊稿（主要是各个时期的手稿），关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史问题，这就是新兴的“中国马克思学”的主要研究旨趣。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外马研究”领域，如果以学科来作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实现的，而在传统三分法的其他两个领域即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则稍弱，这与当前欧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学术阵地上的分布正好是相反的，后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分布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个学科（当然也有哲学教授从事相关研究）。

同时，在新近出现的众多国别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再探讨”之中，真正的马克思被繁复的话语所遮蔽，使得马克思的原本形象变得日益模糊起来。由此，“为马克思辩护”在当下就被赋予了更迫切的理论意义和更复杂的理论任务。或许恰因此，“外马研究”在中国才能走出一条足以和国际学界同行（过去他们一直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学术“主体”）论衡的中国化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