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误读”背后——一个越来越深的阶层分化“鸿沟系”

媒体误读，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媒体的有意疏冷和选择性的解读，但实际上，却体现了“社会墙”背后的一个阶层分化隔离的“鸿沟系”。

同样是干群关系工程，群众不再是同一特质的大众群体，相反，却分化成有着不同利益需求、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众口难调，同样的善举，在不同群体面前和不同的群众眼中，由于得到的损益结果不同和程度不同，他们的反应和解读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任何一项制度和政策都将带来利益的再分配，重庆清理黑社会、黑律师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等也就必然会遭遇到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解读。即便是重庆市委市政府致力于建设“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一座为中下层社会造房的城市、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为重庆市民的民生、安全、健康、环保、富裕做出不懈的努力，在评议权利大众化、而大众意见多元化的今天，在错综复杂、沟壑壁立的社会“鸿沟系”面前，出现分歧和争议也不可避免，是再正常不过了。

“内部误读”背后——既得利益者的傲慢和纠结

如果说媒体误读和社会误读，都有着不可控制的客观原因的话，那么，有时出现的内部误读就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干部大下访、结穷亲、三进三同等“三项活动”，并没得到所有干部的支持，相反，甚至在内部的专项满意度测评中，也有少数的人员保留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现象充分说明，重庆实践被刻意误读，有着来自于当事人内心的一些心理障碍因素——那就是利益得失的考虑和利益纠结。

我国干群关系虽然经历过“鱼水关系”的革命时期，但革命胜利后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和经济发展，某些干部由于享有特权而形成的优越感也越来越强。邓小平时期就指出的官僚主义作风，虽经多次整改，也无法有效地得到控制。目前在城乡差距加大的情况下，有些官员已经习惯了身居政府大院、养尊处优的日子，现在提出要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活动，身体、精神上已经不再能够过苦日子、穷日子。而三进三同、结穷亲客观上对其既得利益造成了伤害，自然使其对“干部下基层”的制度感到深恶痛绝。为此，这些人就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进行反对。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类批评的声音实际上是既得利益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无病呻吟”，反映了重庆新政背后的利益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