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同时强调对外开放，特别是强调利用外资。针对人们对利用外资的质疑，邓小平指出：“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在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人们往往把经济发展与阵营制度的优劣挂钩，从而把经济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执政者学习苏联经验，把经济意识形态化发展到极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实，邓小平去意识形态化按照规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一贯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大跃进”也是经济意识形态化的典型表现。为了纠正“大跃进”带来的经济灾难，邓小平就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南方谈话开辟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

1992年以来20年，中国在经济方面初步实现了崛起。中国如今经济总量超过欧洲各国与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在战争与革命年代，为获取国际资源大国往往通过战争掠夺或不公平贸易攫取。历史上英国和德国崛起，近代美国和日本的崛起无一例外都是如此。与历史上这些大国不同，中国成功地开创了和平崛起新道路。

从时代转变的大背景下回顾20年来中国发展道路，不难看出，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事实上开辟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

首先，谈话要求抓住时代转变带来的机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开启了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当各国都面临新时代到来调整发展战略之际，中国率先转变发展战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其次，谈话要求推进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和平发展合作新时代为各国吸纳利用全球资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通过市场交换这一和平的互利共赢的方式获取了崛起所必需的大量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