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资率的逆代际公平取向

在代际公平中，掌握选择权的是当代人，这容易产生正代际公平问题，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逆代际公平问题呢？

首先，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高投资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推行迅速工业化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把更大比例的资源配置到了投资上。改革开放后，通过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形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机制，而中国经济仍然落后的现实决定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消费拉动远不及投资拉动，因此，高投资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持续的高速增长又使得这种高投资进入了一个不断加强的惯性中，投资率变得越来越高。

其次，社会保障的相对滞后是导致高投资的社会基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机制逐步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相对于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引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不断加强，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有所增加，压缩消费便成为降低这些风险的主要选择，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家庭把收入的大部分进行了储蓄，从而形成了中国较为特殊的高储蓄率，并演化为高投资率。

最后，增长导向的政绩观是导致高投资的政治基础。在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的引导下，地方政府都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实现赶超的主要手段，把争投资作为实现高增长的主要途径。这一增长格局决定了即使中央想压低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地方政府的反弹而难以实现。

中国经济的这种高投资率自然形成了逆代际公平的取向，即以压低当代人的消费来换取高投资和高增长，进而为后代人积累更高的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