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职务犯罪显然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几种犯罪，逐个击破是个方法，却未必是个很好的方法。比如见诸报端的刑讯逼供涉案警察缓刑“制度化”。一些警察在实施刑讯逼供的过程中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直接侵犯了公民的生命权和司法秩序，但现实中，不少地方法院都作出了免予刑事处罚或者缓刑的判罚。一方面，因刑讯逼供获罪的警察本身就在体制内，拥有公权力和关系资源，博弈能力强；另一方面，官员甚至包括法官在内，通常都认为他们进行刑讯逼供是事出有因，是为公事，罪有可恕。这种“缓刑制度化”直接催生了佘祥林、赵作海等一系列冤假错案。

说到底，职务犯罪缓刑滥用直接原因就是，立法所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过于原则、笼统，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刑法第72条规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非累犯。条件中“悔罪表现”的具体含义不清，“不致再危害社会”也缺乏评判的具体标准，全赖法官自由裁量，这就为缓刑滥用留下了余地。因此在现实中，就演化为谁的戏演得逼真，谁的悔罪表现就好；谁的民事赔偿足够、罚金缴清，谁的悔罪表现就好。其次，目前我国缓刑的决定权过于集中，即过分集中于法官手中，检察官、群众对于缓刑的适用难以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正如假释权集中在监狱部门一样，失去了监督的权利导致刑罚执行的后门洞开。在少数法官的素质有待提高、执法环境并不十分理想的情况下，除了要完善缓刑立法，厘清法律的适用的条件之外，有必要分割缓刑决定权以避免缓刑滥用。扩大检察机关、群众对决定适用缓刑中的作用，分享部分缓刑决定权，从根本上遏制职务犯罪的缓刑滥用趋势。

站在最高法的立场上，在不同领域出台意见已经是其能做的最大的努力，其余的譬如修正立法、分割决定权等制度性的构建，则不是其一力所能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