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主板选择一些盈利比较平稳的、盈利比重比较高的、比较成熟的行业着手启动推动分红制度。”巴曙松说，从改革的时机上看，以前我国股市投机气氛较浓，估值比较高，高估值是不鼓励上市公司分红的，而目前市场正逐渐回归到一个合理的估值区间，此时进一步推进分红制度改革，外部环境和改革条件都要比原先估值高的时候更好一些。

从根本上说，分红属于公司治理问题。监管者的责任是揭示问题、明晰主体责任，而不能硬性规定分红指标。巴曙松认为，“究竟分多少红，从公司制度来说是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来决策的，本质上是公司治理水平问题，所以促进上市公司分红，首先要完善股市的融资再融资制度。”

推进分红制度改革也需要从根源上寻找解决办法。巴曙松强调，“应该完善相关的制度配套，如改革融资再融资制度、引进新的投资者、改革税收制度等。另外，对于不愿分红的公司可作一些调研，是不是公司的治理制度不健全？国企和民企分红差异有多大？对同一家公司来说，在香港和内地A股上市，分红情况有没有差异？对不同的上市公司做差异化的评估，只有找到根本原因，才能制定出应对良策，从而建立激励机制来引导企业主动分红。”

巴曙松同时指出，因为投资者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在制定政策时不能用同一种偏好的投资者去限定整个市场的发展。“2000多家上市公司，公司所属的行业性质不同，有些是成长型的，有些是重组的，投资者不可能要求所有公司都分红。推动分红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吸引一部分风险偏好较低，追求稳定成长的中长期资金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