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长职能“神秘化”的政治生态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同现代行政理念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张力。长期以来，国家机关深宅大院的“衙门”形象深入人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仅是大门巍峨不宜妄入，即便进去，也等级森然地令人无所适从。在李燕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属内部管理信息因而不能提供”的官样、“要求提供数据将用于论文具体哪一段”的官派、“泛泛言副部长配合部长工作”的官腔无不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现代残留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诸如“服务论”、“法治论”等现代行政法理念已经开始逐渐消融“神秘衙门”的历史冰封，但许多行政机关依然依托传统观念的庇护将官本位思想肆意传承。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权力运作神秘化也就仍然是当前最令老百姓错愕的政治生态。

政治改革进程极大滞后于法治进程的阶段性阵痛。从若干信息公开制度较为完备的国家经验来看，法治化往往是针对政治保守主义先期开火的“急先锋”，然而政治改革真正达到法治设定的目标需经一定的时滞期亦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信息公开制度由构建实施到真正实现所必须经历的“政法错位的阵痛”，最早实现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化的瑞典如是，堪称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最为完备的美国亦如是。因此，与其喟然长叹为何在中国申请政府公开信息如此之难，我们倒不如去深入思考如何通过适当的方式缩短这段阵痛的存续期间，如何让政治改革尽快跟上法治发展的脚步，如何让我们的法治真正成为普照政府深宅大院的阳光。

不能忽略的是，政府内部组织、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实施的不规范也是政府部门对公众信息公开要求闪烁其词的重要原因。就拿李燕诉三部委要求公开信息来说，副职分工不清、变动频繁自然是部委们的忌讳所在，而副职设置本身的违制甚至违法则更是部委们讳莫如深、急欲遮羞的深层原因。如今有的部委同时设置多达九个副职，即便这些副职的分工能说清，其公然违背《国务院组织法》的问题又如何能说得清呢?当然，这只是内部制度问题之一，但却至少说明了信息公开的现实窘境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运作神秘化已经到了如何之深、如何之甚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