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南京梦魇》上映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出版了，日本首相再度表示反省战争了，媒体说中日之间融冰速度明显加快了……
此时，《南京梦魇》的导演朗恩·约瑟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将于9月1日关闭南京大屠杀影片网站，从网上撤下此前发布的有关日军暴行等的所有影片。因为这部纪录片“带给我的是损失和灾难”，朗恩博士做出了一个无奈的选择。
我说不清《南京梦魇》无法维持网站和影片，后面是否有“融冰”作为大气候施加了影响。但我知道，对于一段沉痛的历史来说，它被正视、被记取，原本与融冰或者冰冻没有关系。融冰也罢，冰冻也好，无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
朗恩博士说，制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不断遭到中国人的毁谤中伤和个人攻击”，“直到今天毁谤和攻击还在继续”，“一些中国人，中国组织和机构不仅不合作，反而对我有敌意”，“不仅拒绝在剧院、电视台播放我的电影，还不允许这部电影在中国出版或销售DVD”，影片得到的捐款少于1000美元，只有不超过10个人捐款，远远不能支付这部电影的成本和费用，目前已无力为这部独立制作的影片续签音乐使用版权费用和网站维护费用。
这个陈述中，既有感受，也有事实。事实的部分与感受的部分，我想应该分而论之。总体的事实是，《南京梦魇》将要停止传播，原因是经济上无法维持。一些细小的事实是，影片没有能够得到来自中国人的捐助，DVD未能在中国出版或销售。总体的感受是，来自中国人、中国组织和机构的不合作、诽谤、攻击和敌意。
我把来自中国人、组织和机构的不合作、诽谤、攻击和敌意作为朗恩先生的“感受”，而不是“事实”，是因为我没有能够看到充分的事实来证明这些感受是确凿无疑的。但我们需要判断的是，到底是商业原因还是非商业的原因导致了《南京梦魇》的结局。如果这部影片在中国的命运是非商业因素所决定的，那么，应该反对的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颟顸；如果影片的命运是商业因素决定的，那么值得思考的便是中国人文化态度与文化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异。
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在一个似乎全民都以忘记南京大屠杀为耻的时代，《南京梦魇》这部几乎是第一部完整纪录事件的影片没有获得基本的票房。我不能同意那种简单的逻辑：“是中国人就去看《南京梦魇》。”但我想，如果不忘大屠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在的历史态度，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去观看这部某种程度上可称信史的影片。遗憾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忘大屠杀正是一句口号，一种简单的态度，不必以了解历史为前提，所以对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就不必在意了。我想，这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人有多大差别呢？大屠杀到底如何，他们一样地并不关心，他们所有的不过是立场、态度、口号罢了，尽管方向全然不同。
记取历史，不是要坚定仇恨，而是要坚定和平的信念。反抗是权利，战争与屠杀则是罪恶。教训惨痛，而我们应超越仇恨，人类应该和平。不能客观地面对历史、反思历史，战争、镇压、威服、剥夺等等，就难免被所谓的“强者”用作达成目的的工具。
《南京梦魇》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影像是，我们有无比高昂的声音在呼喊“不忘大屠杀”，但这个声音其实又无比空洞。那只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种真切的历史认知，喊着口号的人们甚至没有了解历史的兴趣。
朗恩博士写道：“我回想起中国人对待约翰·拉贝，魏特琳女士以及所有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的西方人士的可怕态度。约翰·拉贝孤独死于贫困，被称为活菩萨的魏特琳孤独自杀。那些本该属于他们的雕像在哪里？那些应该由中国铸造的雕像在哪里？”
确实，这是在口号之外的。我们把拉贝和魏特琳视为证人，而没有看到他们身上的人道光芒；如同我们把屠杀视为民族受害的证据乃至民族仇恨的根据而不是人类的悲剧。历史还是哈哈镜，我们没有能够走出“正义”的曲解，没有能够超越口号代替认知的迷宫。我们要记取的到底是什么，要汲取的到底是什么？ （刘洪波 杂文家）
（责编：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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