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英国《金融时报》11月12日发表文章，题目是“西方退休政客去中国捞钱”。文章说，几乎已在媒体上销声匿迹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近突然成了“新闻人物”：他在中国东莞演讲20分钟，进账50万美元， 超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成为全球“一字千金”率最高的公共演说家。文章摘要如下。
资料图片：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有趣的是，如今中国成了西方过气政客“掘金”的“大金矿”。另据报载，克林顿也曾在中国“掘金”，但与布莱尔相比，似乎矮了一头：2002年，克林顿在深圳一场30分钟的演讲赚了25万美元。难怪中国媒体上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布莱尔踩在一堆钞票上，得意地对身旁踩着一堆显然薄很多的钞票的克林顿说：“老兄，中国的钱真好赚啊！”
其实，下台政客靠嘴赚钱(演说)，或靠笔捞钱(写回忆录)，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他们只要依法纳税，总比现任政客以权谋私要光明正大。毕竟，这些前首相或前总统是凭着自己的名气(尽管是“过气”的名气)，靠着自己的劳动(不管是靠嘴皮还是靠笔头)，通过市场来获取报酬(不管这种报酬高得多么离谱)，总比在职官员通过权钱交易捞取私利要名正言顺。
但为什么下台的西方政客特别爱去中国？为什么人均收入远远低于西方富国的中国却成了布莱尔、克林顿等人淘金的金矿？为什么给出最高演说费的国家居然是远非全球首富的中国？
想来想去，我能够想出的原因无非有这么几条：一、中国人“好客”；二、中国人“崇名”，尤其是政坛名人，不管是现任的还是过气的；三、中国人重视洋人；四、中国人如今富裕了，敢大把大把地撒钱了。
谈到中国人的“好客”，我曾在中国参加过一个为期一年的涉外法律培训课程。该课程的招生广告冠冕堂皇，称法律专业课和法律英语课均由美国律师授课。但后来才知道，法律专业课请的老师，是一位大学法律系刚毕业的实习律师；法律英语课请的老师，则是一位普通的美国家庭妇女。尽管如此，这两位美国人在中国也享受了他们在美国根本不敢想像的超规格接待：中方按“外国专家”的规格给他们支付报酬，并安排他们在五星级酒店免费吃住。
谈到中国人的“重洋”，我也有一段亲耳所闻的故事。一个华裔朋友在伦敦某著名大学担任系主任和教授。近几年，他经常去中国讲学，有时还会带上他的英国白人博士研究生兼助手一块去中国。在中国某些大学讲学时，他曾有过几次令他啼笑皆非的遭遇：不知内情的会场工作人员往往想当然地把他的白人助手当作系主任请到主席台上，而把他当作助手留在台下；而当校方宴请他们时，不明就里的餐厅服务人员也往往对他的白人助手殷勤有加，对他则表现淡然。
谈到中国人的“崇名”，尤其是崇拜政坛名人，那例子就更多了。中国人无论是开学术研讨会，还是举行大型活动，都首先看有哪些名人来，媒体追逐的也是他们的名气而非其论点和新的贡献。这正好成为商家可资利用的东西。
11月6日，演讲中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其实，“好客”、“重洋”、“崇名”这些倾向，并非中国人独有，西方人也对外国人好奇，也会款待客人，也会晕眩于名人光环之下，但这些倾向在中国人身上的体现，往往过分突出。
我在中国采访时，经常看到中方接待外国代表团时大摆宴席、觥筹交错的场景，也经常看到中方赠送外宾高档礼品的场面，但我很少亲眼目睹西方人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全过程。最近有幸见过一次，让我大开眼界。
英国一家著名的商业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接待中国一个大都市的政府高层代表团，双方洽谈重大合作事宜。但东道主招待对方的饭菜却非常普通，典型的西式三道菜吃法，做工精致，但只有三道，而且每道的量也不大。洽谈结束后，中方负责人郑重地赠送东道主非常贵重的礼物：金币、玉雕及每人一条高级领带等；东道主则还赠对方每人一把普通的雨伞，不过雨伞的尺码略大一点儿而已。当时，我真真切切地捕捉到了中方代表团某些成员脸上那一闪而过的混合着惊讶和失望的表情。
西岸时评
“中方代表团某些成员脸上那一闪而过的混合着惊讶和失望的表情”表明了某些国人所谓的“慷慨”、“好客”，不过是“慷”着国家、百姓的“慨”，好着自己的“客”罢了！
（责编：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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