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脍炙人口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讲述的是农民为了超生而四处游荡的事。然而，近年来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超生问题也日益突出。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5亿。超过全国人口1/10，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龄人群。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60%。（12月11日《瞭望》）
长期以来，在决策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的印象中，流动人口的超生问题相当突出，这部分人群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一个难点。“超生游击队”等文艺作品的渲染，更加重了这一印象。但笔者也注意到一些相反的结论。就在本月6日开幕的2007上海国际健康大会上，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玲丽表示，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在来到上海后，正悄悄改变他们的传统生育观念，“现在他们中间不想生育的人的比例甚至比上海本地人还要高。”（12月7日《东方早报》）
谢玲丽指出，外来人口包括大量高学历的外来年轻人来到上海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他们中部分人原先所信奉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正发生改变，转而认同于生男生女都一样；其次，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变化，由原来的多生向少生转化；另外，在激烈的工作竞争压力下，很多人甚至干脆选择了不生。谢玲丽还用一个新的调查数据来验证上述观点：在上海的育龄妇女中，有4.5%的人不想生育，而外来的育龄妇女却有超过6%的人不想生育。
一种观点认为流动人口是“超生大户”，另一种观点却表明外来育龄妇女“不想生育”，那么哪一种观点更加真实可信？二者并不好作简单比较。首先，“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农民工”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三者的概念、范围均不相同，因此调查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其次，支持谢玲丽观点的调查数据仅来自上海，而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是全国性的，二者不具备可比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谢玲丽的观点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其实早在去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提供的一项研究数据就表明，人口流动可以降低生育率，流动人口的平均生育水平和平均期望生育水平都低于户籍人口。小品“超生游击队”所描述的情景，与现实状况并不完全相符。换言之，尽管流动人口确有许多“超生大户”，但人口流动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该所陆杰华教授分析认为，造成流动人口生的少、生的晚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已婚夫妇相对分居，大大降低了生育的可能性，而且生育观念、经济收入改善等因素，也都影响生育行为。
笔者看来，流入地（城市）的生活成本远远大于流出地（农村）的生活成本，这一影响对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作用也相当巨大。一对夫妇要繁育后代，首先要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其次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物质条件来抚育下一代，还要有相对长远的保障能力。而当前我国大城市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都相当巨大，对外来流动人口来说，生活成本、生存压力会更大，养育能力更低。因此流动人口“不想生育”也是很好理解的。
厘清人口流动可以降低生育率这一概念，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决策部门不应再“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而应该把人口流动看作是有利于计生工作的；其次应该继续总结“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成功经验，把计生工作由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全面的计生服务；另外，城市管理者也应该提高分配率，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让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陈才）
（责编：吴颂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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