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开明的管理者做过，从我们中学读到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到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从高至朝廷到低至县令，不说俯拾皆是，至少也不乏先例；张茵的做法则带有西方政治的色彩，是各阶层在决策层面的博弈，这样的博弈有着不少知识分子向往的理想模式，但是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却难以实现。有其他政协委员批评张茵："政协委员应该有一个定位，你既然处在这个平台上，你的话语就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式在中国是如何的步履维艰，对这一模式更致命的打击是，弱势群体在这样的博弈中，往往是无声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充分地自主表达自己的声音，这当然就需要开明公正的领导者为他们进行及时的补位，而这种补位又难免影响博弈的理想状态。但是苏荣这类做法呢？虽然一再取得良好的效果，也因它带有过去的"青天"和"明君"色彩而让一些人感到这样那样的美中不足。
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各种体制模式间艰难地摸索与徘徊，我们做出的各种历史选择都是非常困难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跑不但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也几乎打趴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明自信心。五四时期，为寻找救国存种的道路，一些知识分子全面清算传统文化，对西方的一切，包括西方的制度，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但是民族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差别，却使西方制度在中国的推行一再受挫。传统还是西方，在急躁中，中国人一再极端地对两者进行排斥或盲从的选择与断言。
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西化的艰难甚至悖论。中国人的综合与模糊智慧，和西方的分析与严谨科学，确实存在不同的侧重。有个玩笑，中国人随便炒出来的菜都令西方人垂延三尺，德国人也想炒出这样的菜，于是在问了菜、油、盐所占的比例，下锅的时间间隔和火力的大小后，动用了天平，秒表等实验室仪器去科学地把握份量和时间间隔，但炒出来的菜却难以入口。综合与分析，模糊与清晰，质的整体定性和量的斤斤切割，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对比中，我们不由感叹，思维的差异岂是一两百年的文化改造可以撼动，而文化甚至管理模式的优劣，又岂能在一时胜败穷富的时代背景下简单断言？
在民族自信逐渐恢复的今天，中国人逐渐勇于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根基，理性地吸收外来的科学成分，在德治和法治的结合中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我们慢慢意识到，西方文化和思维模式的优势，是在他们掌握了世界主导权和话语权后体现出来的，是被放大的优势，而西方好的，也未必是合适我们的。在目前的格局中，我们既要承认他们的优势与科学，也要尊重自己传统的特征、优点和习惯。
正象我们看到的，苏荣真诚热切的姿态迅速赢得了网民和各界人士积极评价，且不论有怎样的标本意义，他的这一举动，首先就会带来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使江西领导层看到更多以前他们也许看不到的侧面。这样的姿态让人耳目一新，更起到聚集人气，增强外界信心的作用，对江西的下一步发展的作用不容低估。在中国的发展中，我们不时会发现一些贴近传统习惯的做法，象苏荣的"求谏"一样取得群众的支持，发挥关键的作用。
在本文所说的苏荣与张茵的模式中，我们需要厘清的思维、文化及体制的关系，还有很多很多。但毫无疑问，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须面对和吸收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既要容忍张茵为从本阶层利益出发所提的议案，更要为苏荣面向全局的"求谏"喝彩。（庄华毅）
（责编：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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