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资深媒体人
“文怀沙事件”近来能够在社会上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实在有点出人意料。一来文怀沙老人在社会上尽管也属大名鼎鼎，但他毕竟不是新闻媒体上正当红或学术界首屈一指的超级明星，如季羡林或饶宗颐；再则，他那些遭到质疑的丑闻，像“虚报年龄”、“因猥亵、强奸妇女入狱”等都已是陈年旧账，按理说事隔几十年后再翻出来，不至于让喜新厌旧的现代读者那么津津乐道。
我对文怀沙的人品学问———即“国学”话语中的所谓“道德文章”———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资格、当然也不想加入事件本身是非黑白的争论。我更想从此事引发的轰动引申出去，探讨一下近年来日益升温的“国学热”或“儒学复兴”的前景。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3年多前，“新儒学大师”郑家栋涉嫌重婚、伪造文书和协助偷渡的新闻一经曝光，曾经引起过比今天的“文怀沙事件”更加强烈的舆论地震。让我们先作一个假设，如果郑家栋和文怀沙不是凭借“国学”或“儒学”赢得名望，而是两个从事西方哲学的著名教授或研究员———比方说北京大学教康德哲学的老师，上述丑闻同样发生在他们身上，会招来普通民众这么大的关切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十分复杂:“国学”在中国人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术，它寄托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理想化社会规范。所有人(包括我)都坚定地认为，一个真正的“儒学大师”就应该是孔孟学说的卫道士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所谓“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学术有别于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最大特色。
我认为，这才是一般国人不能原谅郑家栋和文怀沙的深层原因，因为他们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不过，正是从这一个基本落脚点出发，我却得出了一个十分令人沮丧的结论: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国学”和“儒学”已经死亡，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这必须从构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学的性质说起。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儒学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过去2000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一步步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传统儒学不能与传统制度画等号，但它确实托身于后者。因此，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皇权政治制度的崩溃，儒学也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依托，变成一个游离于现代建制之外的“游魂”。“游魂”的意思是说，儒学的许多精神元素至今依然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显性或隐秘的功能，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架构，它已经不复存在，无力再像过去那样为整个社会生活提供一个稳固的思想基础。
如同社会政治一样，现代中国的学术在形式上也是以西方模式组织起来的。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符合学术的规范。儒学的生命恰恰从来就不在于抽象的理论思辩，而在于丰沛的人生实践。因此，如果我们把现在学院中奉行的学术规范强行套在儒学身上，那无异于把它制作成木乃伊。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严肃的大学校长会告诉我们，大学里既无必要、也难以容纳下一个“儒学”专业，因为它的学术内容已经被吸收整合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乃至文学等许多专业学科，而它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内容又不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承担的任务。
这就是儒学或国学在现代中国面临的根本性困境。不管多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纯正的儒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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