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申报刚刚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破冰”的时候，我还只是对其表示谨慎的欢迎。之所以谨慎，是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其实并不新鲜。早在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如今收入申报制度已施行了14年，其效果如何，国人有目共睹。加诸阿勒泰之上的“破冰”或“里程碑”之语，更多的代表了舆论的期待——期待一部真正的“阳光法案”能够在塞外扎根发芽，并花开全国，终成正果。
我也曾担忧阿勒泰地区的这次廉政实验会止于公开。作为法治政府的常识之选，“阳光法案”本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它不但包括官员财产的申报与公开，更包括同样不可或缺的责任追究。不辅以严格的责任机制，财产申报公开就会沦为一场“秀”——官员们扎堆晒工资，能有什么观赏价值？
作为一个事实，14年前施行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实则已经失败。作此判断的依据就是，这14年来，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为拒绝申报或虚假申报被究责——至少在公共媒体上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个案。当申不申报、真申报还是假申报并无实质区别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员有什么动力去如实申报？
应当说，阿勒泰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实验”是有着充分考量的。首批被要求公开财产状况的是“新提任的55名副县级领导干部”。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之下，这样的突破口实则蕴藏着决策者的用心良苦——如果要获得提升，就得先承担公开的义务；如果不愿公开，则不予提升。获得提升的资格实则成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激励机制。
从执行上看，一项制度若想得到顺利实施，光有正向激励还不够。反向激励机制才是保障制度刚性的关键。也就是说，只有让拒绝申报或虚假申报官员吃到法律的苦头，官员们才会不情愿地去如实申报。拒绝申报好判断，财产申报制度的瓶颈实则在于:如何来判断官员的申报是否存在作假？
按以往的做法，官员财产申报是逐级向上申报，对官员虚假申报的判断和认定也操持在更高级别官员手中。在官场明滋暗长的“裙带关系”与“门生关系”之下，“官不为难官”当是极其自然的选择。要打破以往制度的弊端，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民，把官员的申报情况公之于众，让民众来监督，让权利来判断官员是否虚假申报。这正是“阳光法案”的实质，打破以往一味依靠权力来反腐败的旧框框，实现反腐制度的结构性转向——由权力反腐变身为权利反腐。
这也正是阿勒泰廉政实验的终极意义。据报道，在网上公布的逾千名官员申报结果中，“利用职权收礼”的申报均为“无”。这样的“零申报”，显然并非当下这个腐败多发期的真实状况。找出其中的虚假申报，并给予这些官员以严厉的责任处罚，成了阿勒泰廉政实验最大的考验。昨天，最新的报道称，在首批处级干部申报财产之后，纪委工作人员就对官员的申报情况进行了审核。目前纪委已发现部分官员存在虚假申报财产的情况。针对这些官员纪委已进行逐一登记，并展开调查。而在公众监督方面，也有部分群众针对官员申报不实进行了举报。这些举报，也需要纪委一一查实并作出相应处理。
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官员在财产申报上选择与民众“躲猫猫”并不奇怪。作为制度实践者，对此应有充分准备。在官员虚假申报也被查出的节点上，人们期待着阿勒泰亮出制度的钢牙，让那些藐视财产申报的官员都知道这次来到他们身边的，并不是一只无牙的病虎。
申报、公开、究责，一个都不能少。阿勒泰正在进行的这场廉政实验只不过再次证明了一个法治常识。官员财产申报法，缺的正是制度实践，而不是“研究”——有关部门对此已经研究了20几年，也该结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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