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文章说，台北地院驳回陈水扁声请撤销羁押，裁定延长羁押两个月，合议庭裁定理由承认被告在押期间仍有言论自由，但以为陈水扁利用开庭前夕不食，自行引发身体不适，借口释放才能顺利进行将来庭讯，企图达到撤销羁押目的，已影响预定庭期的顺利进行；并认定扁在主观上存有干扰司法正常进行之意思，客观上亦较他人更具逃避诉讼之能力，迳予释放，非无逃匿可能。理由书中并举出若干具体事例佐证其有灭证串供情事；加上吴淑珍并不否认伪造清册申领、以他人发票核销国务机要费用，足认扁贪污罪嫌疑重大，原有之羁押原因及必要性均未改变，于是法院仍裁定继续羁押。
这份裁定，算是地院理由写得最为明确详备的一次。虽然现行羁押法制规范瑕疵极多，如何适用实施羁押往往见仁见智，我们也未形成扁应否羁押的定见，但合议庭延押的决定，显然并不是无的放矢。与先前高等法院两度发回的裁定相较，更接近司法审判所应具备最起码的说服能力，有助于建树司法公信力。
今天在台湾，若问陈水扁有罪无罪，恐怕连许多昔日的坚定支持者，都已不愿意挺身辩护了。但这也未必就能说是舆论未审先判；涉案诸多被告愿意认罪，以及业已揭露的一些涉案事证，每位旁观的社会成员不免都会自在心中形成有罪无罪的判断。然而，陈水扁不能在法院判决之前就被定罪，也不能因为大家认为他有罪就被定罪。地方法院在定罪前裁定羁押的理由，不是因为认定或假设他有罪，而是因为他符合羁押条件，为了顺利进行审判而羁押他，把握了正确的说理方向。具备此水准的法院，才较能符合法治国家的基本期待：要依法依理而非依靠政治情绪认定被告有罪无罪，或是应否羁押。
反观先前高等法院两度发回地院的裁定，先是质疑地院不予羁押的决定，明显地越俎代庖；后来，则又否定地院依高院裁定重施羁押，却未交代先前高院裁定是否见解有误。同一个案件之中，同一个法院竟如此反覆，就算任何一个裁定如何有理，都很难让社会认定其具有公信力。司法独立有时易启司法独裁的忧虑，不为无因。
若再对照特侦组在陈水扁案中，种种荒腔走板的基本动作，就更令人不敢恭维了。特侦组直到前天才决定将黄芳彦改列为被告，以种种已见端倪的事证来看，迟迟不下决心的理由着实可疑；不论是朋友交情还是心存不可告人的顾虑，都使得侦办动作的信用动摇。若干成员的行径受到监察院纠正，对于陈水扁抓到辫尾、丢出漫天指控，驳斥无力；有无进出股市以及财产状况的惹眼程度；后续办案手法种种投鼠忌器、举棋不定，在在令人担心。
其实陈水扁及其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对于他无罪的辩护是否有效，社会大众也都看在眼里，心中自有定论。律师团将侦讯光碟公布，证明检方的笔录存在严重瑕疵，具有多少影响罪责判断的份量，也早有定数。然而，检方笔录具有瑕疵是个问题，怎样叫作媒体公审是另一个问题。在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之下，企图利用媒体揭露案情，影响舆论，检方与辩方相较，谁更有本事，恐怕难有定论。开放的自由社会之中，审判公开的睽睽众目之下，什么样的法庭资讯不该公开？什么样的法庭活动该逃过公众的监督？舆论有支持定罪、有反对定罪的，怎样的舆情反应可以解除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干扰的宪法义务？都不能改变法治国家，司法审判的公正与新闻言论自由必须同步追求的基本原则，检方职司追诉犯罪，法院职司公正审判，如果不能用无可置疑的证据定罪，而只诉诸政治立场正确的滥情，或是不符正当法律程序要求的侥幸手段，那就会辜负了社会对于法治正义的期待，玷污了执法无私的令名。
扁案是个世所瞩目的大案，注定十目所视，千夫所指，社会多数认定他有罪不足为凭，被告行径惹人反感不足为凭，依照公平的程序与严线合缝的证据定罪，才该是建立台湾法治标准的样本，台北地院的延押裁定，提供了一个较为正面的样本，维系了司法审判必须符合法治要求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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