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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医疗、教育等领域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人们对改革的方向争论不休。不少人主张,我们应当向福利国家学习,由政府免费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这种观点颇有吸引力,因为谁不希望享受免费的服务呢?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所谓的“免费”服务真是免费的吗?如果真是“免费”的话,谁又为服务的提供支付了成本呢?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是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当然是它支付了成本呀。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只看到了表象,因为政府不挣一分钱,其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纳税人；相反,政府是最大的消费者,并且时常是最具浪费性的消费者,这在民主国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在一个福利国家里,看起来政府在“免费”提供服务,事实上,那些服务一点儿也不是免费的,在很多时候还成本高昂呢,只不过那些成本经过一道奇妙的转化程序之后,让人们感觉是免费的。看来,所谓的“免费”服务实际是纳税人用自己的钱买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既然“免费”服务不过是拿税收换来的,那么,人们想要的“免费”服务越多,需要交的税就越多。难怪一些福利国家所得税税率高达50%-60%呢!难道我们也愿意交如此高的税吗?如果不愿意的话,显然我们得打消享受“免费”服务的念头。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不愿意多交税,但我们要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办法是让那些有钱的人交更多的税。这就是政治经济学里的“再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让一些人(相对富裕的人)为另一些人(相对贫穷的人)享受的服务买单。但这对那些相对富裕的人来说公平吗?可能有人会说,难道那些相对富裕的人不应当帮一下相对贫穷的人吗?从伦理上讲,这好像没错,但是如果强迫前者交税来为后者提供服务恐怕就不妥了。那些相对富裕的人会说:“难道我们通过正当合法的渠道获得财富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而是一种罪过吗?凭什么强迫我们交纳更多的税呢?”

　　退一步讲,即便是相对富裕的人自愿交纳更多的税,即便是再分配具有某种正当性,我们还需要考虑,是否由政府来提供这些服务更加合理而有效率,是否人们能够享受到品质优良的服务。首先,如果由政府来提供“免费”服务的话,需要增加从征税者到管理者等一大批公务人员,这支队伍本身要耗费掉为提供“免费”服务而征收的很大一部分税。其次,如果这支庞大的队伍不能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制度约束下行动的话,他们的贪污和腐败行为可能要再“吃掉”一大块为“免费”服务而征收的税。再次,假定这些公务人员都是廉洁奉公的榜样,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即他们如何知道一个社会中偏好各不相同的亿万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样子的“免费”服务,如何满足芸芸众生千差万别的“胃口”(比如有人主张200公里以内应有一家三甲医院,也有人主张50公里以内就应当有一家。)。也许有人会说,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方式,但问题是,难道少数人的利益就可以随意被牺牲?再退一步,假定这个偏好难题可以解决,如何让那些受政府控制的服务提供机构(医院、学校等)有动力改善服务质量呢?如果没有竞争的压力或者竞争不自由的话,服务提供机构一般不会努力提高质量,这在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再明显不过了。

　　最后,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考虑,如果一些服务的提供是“免费”的话,对它们的消费通常会出现过度的倾向。也就是说,不管是否真的需要,人们都会选择消费它们,看看那些享受公费医疗者动不动就去医院的现象便不难理解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免费”服务容易削弱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使人们患上一种不思进取的“依赖症”,甚至沾染上某种懒汉习气。比如在福利国家,一些不愿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福利,那里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亦“东施效颦”。

　　由此可见,以高税收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相反,我们的改革关键是降低税收和破除垄断,让市场和民间社会在提供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