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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随手翻阅最新一期《收获》(2009年第2期，作者李辉)，读到1971年6月沈从文先生寄黄永玉的一封书简。当时，沈从文仍在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信中最后一句是：“便中问候可以问候的熟人好。”

读罢此信，顿感无尽苍凉。均为“熟人”，却有的人可以问候有的人不可以。不便问候，或是怕给人家带来麻烦，或担心人家给自己带来麻烦。寥寥数语，沈从文先生及那时期知识人的普遍心境跃然纸上。

经历多次“运动”，沈从文战战兢兢之余，仍然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也多了些在人间世的睿智。可有的人并不如此，比如聂绀弩先生。近日读章诒和女士大作《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此文见报略有删节)，又顺藤摸瓜大致翻阅了《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作者寓真》一文。多达11万字的材料，将聂绀弩嫉恶如仇、敢怒敢言的个性表现得入木三分。文章提到，有“熟人”请聂绀弩下馆子，几杯老酒下肚，聂顿时诗性大发，对时局狠狠地作了一番(如今看来不乏真知灼见)抨击。哪曾想到，这原是“熟人”做的局。酒后，一份10页长的秘密报告便已送达公安机关。

这位“熟人”是谁，“聂档”没有明说。但在章文，打小报告的人中，仍然在世的黄苗子先生赫然在目。读罢章文，当然很震惊。但震惊之余，还有迷惑、彷徨、悲哀……简直有千百种滋味涌上心头，久久不能释怀。大概出于同样的心情，有人颇为愤懑地发问：那个年头，还有一个好人吗？不过，抛开这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以为更应当追问的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一段历史？

震惊始于真相潜伏历史海底，不轻易示人。关于那一段历史，别说未曾经历过的年轻一代懵懵懂懂，就连亲历者有时也不能彻底搞明白。当事人普遍保持沉默，档案大多未能公开。敢于站出来说话的，由于可以理解的缘故，有时不免过于激愤，甚而充满怨怼。也许，由于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段历史，只能任由真相载沉载浮，若隐若现。或者，正因为真相难以大白，有的当事人走上了“循环揭黑”的路径，而这难免又陷入类似于“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的文化逻辑之中。

不由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这位被视作“战后德国良心”的大作家，晚年在自传中说出一个惊人事实：他17岁时曾加入纳粹的武装党卫军。格拉斯“迟来的忏悔”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激烈争议。最有力的指责是一位传记作家认为，格拉斯这份虚伪的忏悔标志着“一个道德权威的终结”。实际上，在纳粹时期，大多数德国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卷入历史的进程，有的人是直接参与暴行，有的人成了“无知的帮凶”(比如电影《朗读者》里那位女主角)，还有的人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做了错误的事情。格拉斯属于后者。他虽然加入党卫军，其实什么也没做，不仅“战争期间没开过一枪”，几个月后就被关入了战俘营。与其说格拉斯因自己的“罪行”而忏悔，不如说让他备受煎熬的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感”。战后德国许多人并没有直接参与纳粹活动，却也不愿意透露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德国《明镜》周刊称这些人为“沉默的邻居”，原因或在于此。

现在，类似问题也摆在我们的面前。对于这一段历史，说还是不说显然也成了一个问题。说吧，由于牵涉面如此之广泛，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这足以让几代人陷入无休止的追问，以及无休止的恩怨相报；保持沉默，又何以面对历史，面对未来。这样一段历史，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作一了断？我认为，说比不说要好，公开真相比让历史成为死档更负责任。与此同时，还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看待历史，而没有必要非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公开真相是为了避免重复悲剧，而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历史悲情；公开真相，在于给历史和后人一个交代，而不是让后人看到黑暗，却从此走不出历史的魔咒。

相比之下，我非常欣赏“聂档”作者冲淡平和而又不失执着的写作心态。在这部作品中，提到黄苗子的名字仅有十来处，其中几处还是聂绀弩在交代材料中带出来的。作者虽然对聂绀弩送给黄苗子的诗稿“都进入了司法机关”等事表示疑惑，最终还是打消了登门拜访黄的念头。个中或有“为尊者讳”的意味，我看更重要的是，作者费尽心力撰写这部大作并不是为了揭私，而是为了求真——把关于一位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告诉世人。

过去那一段历史，是时代造成的悲剧，也是无数人共同参与的一出活剧。面对这一段历史，既要向历史寻求真相，也要对一些具体人事怀抱宽容。德国就有“说出真相”一类组织，鼓励那些经历过二战的“沉默的德国人”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们认为，只有敢于面对真相，才能避免悲剧重演。是的，面朝真相，春暖花开，这样的社会和未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