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前代官营商业的方式和规模并不定型，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城市经济迅速扩展、货币等交易手段大为便利等原因，所以官营商业的规模远非昔日可比，尤其以南宋以后更为骇人听闻。
比如高宗时，名将刘锜手下专门从事贸易(当时称为“回易”)的军兵多达六千人，从国库支取的本金为七十万缗，再比如张浚“颇费官钱数百万缗”而经商，但他仍然对刘光世麾下从事贸易的军卒多达八千之众艳羡不已，对高宗说：“臣闻光世之去，尝语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诚可以致富矣！”
据史籍记载，南宋初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尚且不足一千万缗，由此可以估算出当时高官将帅们的贸易经营所垄断国家资源的奇高比例。
秦桧孙子的哀叹
一名军方高官驱遣之下从事商贸的军卒就达到八千人之众，其本金也有数百万缗之多，由此攫得的私利自然十分惊人，所以这些高官的“富压陶朱公”，竟然成了一个著名的制度现象，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总结南宋历史特点时，就专门用“南宋将帅之豪富”作为一章的标题；他还举出一则小例子：陆游遇到秦桧的孙子时询问他的家业如何，得到的回答是对家道中落的哀叹，因为这时的秦家每年只有十几万缗进账，不得不开始忧虑生计的窘迫，于是人们只能慨叹不已：“以十馀万之岁入，已谓家门衰替，则其前之豪富可知！”
而更值得后人留意的乃是这样的逻辑结果：“权力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的空前炽盛，非但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相反却预示着制度腐败的深及骨髓和社会大灾难的迫在眉睫。
比如曾让朱熹痛心疾首的现象：“今主兵之官，率无远虑，惟事骄侈，其志不过聚敛以肥家，其术不过交结以固宠，其所以侵渔百姓，刻剥军士，陵驾州县，轻侮朝廷者，无所不至”。具体来说：国家军费每月都要开支上百万缗，但是一多半军卒是吃空饷，其人数甚至无法详细统计。这些军兵疲于为将领们热衷的商贸经营而奔波，赚得的利润统统流入上司私囊，而军卒应得的衣粮却被任意克扣，结果他们个个“羸瘦单薄，有可怜之色”(《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六)——这不仅说明南宋最终的灭亡乃咎由应得，而且中国商品经济史所隐含的这种制度属性、尤其是它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路径的深刻不同，更是值得后人警醒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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