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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文化圈有一种伤感的调子蔓延，因为3月26日卧轨自杀的诗人海子，因为4月1日跳楼的艺人张国荣。

他们的自杀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诠释。比如海子获得至高无上的赞誉：“海子是为诗歌而死……在他的最后一刻，幸福的闪电为他闪耀。诗歌永生，海子也永生。”对张国荣的诠释也不逊色，他的死反复被人强调“具有文化上的象征意味”。

虽然死者长已矣，他们的影响却逐年扩大：海子自杀20周年了，还有人在其墓前磕头见血，有女生激动得昏倒。这样的“文化”气息是令人觉得奇异的。一个从事过文化的人自杀了，其动机未必真的就与文化有关。海子生前的朋友披露，海子性格孤僻，生活不会自理，“连自行车也不会骑，几次恋爱都不成功”，以致酗酒。如此背景下，他究竟是为了诗歌理想死去，还是为尘世烦恼而自杀，不能武断地臆测与发挥；更不该借海子的血，为诗歌染出所谓的悲凉以期打动读者。

尊敬海子没有错，怀念海子也没有错，但若把他的自杀行为上升为某种表征，涂抹上理想主义色彩，以扩大化的态势将其个人的悲剧上升为诗人的悲剧、诗歌的悲剧乃至时代的悲剧，便过头了。如果一些人想借海子的血达到个人目的，则简直是功利到了可鄙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神化某些人的自杀，是对其亲人的残酷对待。比如海子，他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儿子、一名兄长、一位教师。他自杀了，又有谁能体会其亲人所受的伤害？如果有人竟然还美化这种自杀，是不是过于冷血？为一个人的自杀找出种种“文化的理由”，并非完全不可以，但必须有个度。过度诠释便是一种恶俗，然而这种恶俗近年来却不断泛滥，比如学者余虹自杀后，有人赞其“理想主义者的最后一跃”……过度的文化诠释，不仅会掩盖生活的真实，其种种虚饰之词还有可能成为毒药，毒害到诗歌、文化以及文学青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