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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市面有一本叫做《中国不高兴》的书，引发热烈争论，大家很雀跃地在阅读，也不管里边有什么内容。单就书名说事儿，中国人别的特色我不好妄加评论，不高兴是真的，真的真的是很不高兴，要找个人聊聊高兴的事，太困难。

台湾一位叫做张复的作家关于抑郁症的一系列文章提到，中国人恐怕是世界上悲伤指数最高的民族，因为百年来的大多数时候处于挫败当中：对外战争失败、经济不景气，且一直比较贫穷。我也举个例子，中国人遇到一点点事情，以抱怨为先，家里头出了点事，比如上周没买便宜大米而这周大米提价了，妻子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向丈夫抱怨：“我早跟你说，不要这样，你不听，看看，弄成这样了！”

跟很多中国同胞说话，都会不可避免地面对这种种悲观论调：人生就是苦，痛苦的，悲痛的，惨淡的。我在北京时住的小区有个卖菜的阿姨，从别人店面里头分租了五平方米开始创业，做到现在，已经独自开了100多平方米的店。但是她还是不太高兴，每次都说菜的进货价很贵，挣不到什么钱。当然，诉苦是一种商业策略，我们这些居民因此不好意思跟她抱怨菜价越来越贵，而菜色越来越像黄花菜。她的不高兴说明，事业成功不会让她变高兴，说自己不高兴，是一种表达习惯。

留意一下不难发现，无论在哪里， 撞到结伴游玩的同胞，苦着脸的比咧开嘴大笑的多得多，旅游好像是老板派出来出差，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不然常年呆在家里，又觉得有些对自己不够友好，但即便是对自己友好了，也不知道怎么个乐法。所以，我们的表情肌里头，眉间肌老化得特别快，眼角的笑纹倒是要推迟很多年出现。北京人说的“傻乐”，其实是一种美德。

不高兴，还有一些副产品。一般来说，任何同胞，心里要是有个较为出格的计划，征询五个以上的朋友，五个半都是给予打击、反对、提醒他注意危险，结果连那人自己最后都觉得好荒谬。而那五个半，潜意识里头不希望身边的朋友有所行动，且真的做了，只是扎堆继续抱怨现状了事。

尼采说过：“我在潜意识里头希望亲人遭遇不幸。”最后尼采大师去往疯人院，在自己和亲人当中第一个品尝了遭遇不幸的滋味。国人也大致如此，自己不乐观的人，往往也希望周边人等一起浸泡到愁云惨雾当中。

这是悲观主义的进阶。

那些祈祷地球和平、国家太平、朋友幸福的话，真是场面得很。你是否不止一次因为某个熟人倒了霉窃喜呢？反正我自己有过这样：多数熟人有所遭遇时，我都有难以控制的窃喜。基本思维过程如下：这事儿幸好没落我头上，看他/她以后还怎么狂得起来，因为他/她倒了霉，我无需付出任何努力，便很自然地在人群幸福排行榜上上升了一个位次。但是，嗨，人生真是难以预料，不久我也遭遇了不幸，我周边一百公里，也随即响起了听不见的鞭炮声，丧钟为不久前洋洋得意的本人而鸣。

汤姆·汉克斯主演过一部叫做《救我》的电影，讲的是一位现代鲁滨孙的故事。一位老美，飞机失事后独自掉到荒岛上，呆了四年。后来有幸重新回到文明社会的他对老朋友说，他以为他会老死在那个小岛上，跟一个破皮球相依为命。虽然挚爱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嫁给了别人，但这位被生存需要压榨出人类最乐观精神的哥们，依然扯起了生活的风帆。

无需这么极端，只需要把那些养成悲观习惯的同志，放在山里头两三天，让他们听听野兽叫，浇两场雨，保定每个人回来都会对生活有新体会，会从一堆儿抱怨里头，挑出很多句赞美来。

到美国之后，发现美国在乐观主义上比咱强。举个例子，老美习惯了家里一台洗衣机，一台烘干机。我很喜欢看HGTV(家居频道)，其中有一档专门讲美国人到外国城市买房的节目。有一期节目里讲，两个老美夫妻去西班牙巴塞罗那买房子，对当地人家里头只有洗衣机而无烘干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们问房屋中介：“难道你们就靠太阳来晾干衣服吗？”

看到这段，我并没有大笑，相反，我想到了，也许我们跟西班牙人一样，总是用太阳来晒衣服，晒得香酥可人，西班牙人还挺心安理得，而我们面对这场景，悲观主义的思维模式顿时跑将出来，开始抱怨自己没有一台美国式的烘干机，思前想后，觉得自己真是无能，没钱、穷、不够时尚、没品位、没创造力。然后延伸到种族问题：个子小、骨骼细腻、说话小小声。然后延伸到语言学习能力：英语发音不标准。一说到英语发音不标准，百分之百的中国人都会倍感自卑。很奇怪的，在北京大咧咧生活的一些老外，汉语发音往往不标准，但我们总会很有耐心地帮他们纠正。

总之，由一台破烘干机，拉出来一根很长的尾巴，迅速赠送给自个儿一堆否定意思的单词，以及终生不可自我饶恕的自卑感，伴随了一整天的长吁短叹，并把眉间肌，拧成一组硬邦邦的天津十八街麻花。这才是我们不高兴的中国，值得有反思精神的人另外写本书。

(作者系旅美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