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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问题，现在是众说纷纭的问题了，而原先这个所谓的问题，就从来不是个问题。任何东西是以量的多少来衡量名贵的。譬如熊猫，因为太少了，大家就觉得名贵，甚至会因为少，真心觉得它名贵得有道理，会觉得它美，美得无与伦比。大师也是。现在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了，大家就呼唤起来，感觉自己的邂逅兴奋不已，不管邂逅的是不是真的大师。原先呢？原先可能被现在的标准称为大师的人们不像熊猫那么少。古希腊雅典广场上从早到黑谈论哲学问题的人们，像聊天一样平常。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在弥漫着艺术气息的大街上，时不时会走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人，我国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以各自的世界观和对人类内心的阐述，相互不期而遇，又同样滋养着整个时代。那是些伟大的时代，那些时代，是对温饱和物质没有多少奢侈心的时代，是崇尚精神的境界和愉悦的时代，是对天、地、人进行统一思考的时代。那样的时代，不出现现在所说的大师也难，那样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是或者都可能进行着大师式的思考。不然，他甚至连站在雅典广场的勇气都没有，连走上佛罗伦萨街头的信心都没有，连活在春秋时代的荣耀都没有。就像生活在现在的街坊，不谈谈家常，甚至不打麻将不打牌，会觉得有点另类一样。那样的时代，人无法躲避崇高。在熊猫眼里，熊猫不足为奇。而熊猫也不会以为自己有多少名贵。尤其当熊猫数量众多，满目都是的时候，熊猫连名不名贵的问题也不存在。这也就是大师问题在原先不是问题的状况和原因。 　　

　　大师问题，现在真成问题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人的生活状况变化了。首先是生活状况的变化，阻碍了人的原本混沌博大的思考。现在人的生活状况不像原先那么单纯了。原先人类很单纯地生活在天地之间。人和天上的日月和地上的山水如此亲近，人的思考自然就混沌博大，还有理所当然的崇高。现在不同了。人的生活状况变得繁琐和精密。在一个学校读书，每个人读的专业可以千差万别，形形色色。人人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然而一个完美的人所需要的思考，很可能和很容易会因此失缺。人空前地活在水泥和钢筋之间。在城市，甚至连观赏天上的月亮也不容易。现在的人甚至从小就没有无法观赏月亮的失落感。日月还有山水之类，和人有关系吗？现在，更多的人不会认为有关系。其次是生活状况的变化，激起了人对物质生活空前的奢侈心。现在更多是以物质取向人的尊严和体面的时代。物质替代了精神成为人的荣耀和价值的衡器。诚然，贫富原本不是问题。每个人的生活取向，是不必一议的。只是对物质萌生了空前奢侈心的人，是很不可能成为具有精神意义的大师的。精神和物质不能同日而语。尤其是这里的精神是指人类本义的身家性命。而物质只是指食有鱼，出有车，还有别墅、高尔夫等等私人物质生活的时候。现在这种生活状况，是很难产生大师的。所以问题出现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我们的生活状况如此逼仄着我们的精神，这样的时代可以出无数的专业人士，但难出大师。这样的时代，大师甚至比熊猫难得。 　　

　　没有大师，据说这就是个问题。因为人的内心永远向往精神上的东西，永远向往精神上的博大和崇高。没有大师，满世界就会茫然和慨然。于是有人送出高帽，有人自戴高帽。于是大师像一种时尚，出现了。送高帽的人，更多的是热情过头。自戴高帽的呢？是求原本和自己没多大缘分的东西。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方式，不外乎选择专注精神或是创造物质这两种。选择是一种契约。那就是：如果作出了选择，就要接受由选定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所有的美好和所有的欠缺。文人学者接受精神上的富裕，同时接受物质上的清贫，这是起码的人文操守。可惜这操守，现在有人难以遵守。既然大师是炙手可热的时尚，大师就有人敢做，因为冠冕是可以堂皇的。事情到了这里，还真有问题了。其实，大师问题是庸人自扰的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先天底下有的是大师，没有大师问题。现在没有大师，又能有什么大师问题？原先天底下有的是大师，是天经地义。现在没有大师，也是天经地义。人和文化与生俱来。中国文化的伟大景象，在中国文明开始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在那样的时代，与其说是大师造就了文化，还不如说是文化造就了大师。现在呢？即使是大师，也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是站在先人的肩上的。伟大的中国文化照耀着中国人的前程和中国人的心。而所有的文化传承，都是由心传承的。在这里出发说开去，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也都可以传承伟大的中国文化。现在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师，与其说是某些人，不如说是中国文化本身。（陈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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