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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晚，湖北巴东县3名官员与女服务员起争执，两人被刺伤，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争执原因是官员提特殊要求遭拒后用钱抽打女服务员。警方公布调查结果，称服务员可能患抑郁症。（5月13日《现代快报》）

　　“招商”、“官员”、“娱乐城”、“女服务员”、“修脚刀”、“剌死”……光是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便可知湖北的这件刑事案，会是多火爆的一件事，在该事件已不单纯是一件刑事案这么简单，而成为举国乃至举世注目的一个公共事件时，进行时中的当地警方的处理态度，将是聚光灯下的风暴眼，因而，无论该案进程加进了任何关键词，都会成为媒体舆论讨论的焦点，之前有语焉不详的“大叠炒票抽脸”这一细节，现在加进了更为关键的“抑郁症”一词，继而引起“再查精神病”之猜想。

　　一件刑事案如果涉及到了官员，很多时候该案就会变成公共事件，而有了更多的处理路径与各方利益考量，其中影响最为重大的一种，可能就是“上级打招呼”案件处理必须要考虑到“维护当地正面形象”。那么，这一次这个火爆刺目的刑案，是否也变得不那么单纯，而有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呢？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语焉不详要么引来更加偏离事实的舆论口水，要么以“此地无银”的拙劣表演越包火却燃得越大，这既要考虑法律、又要考虑“现管”、还要考虑舆论……一件刑事案的侦破有了这样多的干扰和影响，当地警方的压力之大，不难猜想，而司法独立性的尴尬，也再一次彰显。

　　当案情通报兼职承担了危机公关之责，这简单案情就越发意味深长了。因而，必须给公众交待的案情通报会，一旦有“不便透露”语，肯定立遭舆论痛殴。甚至当地官方的任何表态，都有着多种自以为是的解读，之前习水嫖幼案，有高官表态“从重、从严”、“顶格处理”，却也没能讨好公众，反而引来干涉司法的质疑，看来，公众是越来越不好糊弄了。

　　因此，本案之“可能患抑郁症”，我怎么琢磨都觉得更为策略。“炒票抽脸”之类 “更多细节”，巴东县公安局一宋姓副局长称“不便透露”，而尚未定论的“可能患抑郁症”，却毫无顾虑地公之于众，这仿佛如看江湖把戏般，“不捂不盖，变不出古怪”，让你知道你能知道的，不让你知道你不能知道的。既然如此，你就莫怪我乱猜你的意图了。

　　意图一：已悄然将案件定性了，无论公众基于什么样的情绪，对此案都尚存两种可能性猜想：一是罪在官员，其先实施犯罪（意图强奸），而女服务员是力抗侮辱，“正当防卫”，最终算防卫过当，最后以无罪或缓刑来了结此案;又一是女服务员有罪，杀人偿命，这二者之间，民意显然倾向于前者。而“可能患抑郁症”一说，是暗示了责任在女服务员一方，一个精神方面有病的人，其行为的失常并施暴，就顺理成章了？

　　意图二：有和稀泥之嫌，尽管罪嫌在女服务员，但其精神有毛病，如果后面还能以医学证明其确实有可以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精神病，则轻处也当在情理之中。如果这些都是事实，其实也不失为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如果是基于一种策略考虑，将一则“官员殒命娱乐城”的丑闻，沿着人为铺设的“可以接受”的路径走，而不基于事实依据刑律走，这无疑是以次优取代最优，以合理合情取代合法，死者已逝，就不再让其过多蒙羞吧，活人也有相应补偿收益，民愤怨言也有释放口，如此糊涂僧判糊涂案，终究还是司法的失败。

　　回想美国世纪大审判，最终没有按“民意”判决辛普森有罪，那种判案过程的透明与尊重事实的态度，应当值得我们学习。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