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14例甲型流感患者出了状况。报载，这位何姓留美学生在美国密切接触了甲型流感的病人之后，回国出现症状之后并未消停，而是拜客访友、与社会进行大量“互动”，等到确诊之时，已经坐过出租、地铁，并且与友人聚餐多次了。而北京市曾经用“政府建议”的方式提醒过从国外回来的人士应该自我禁闭数日，但此建议并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而且相关的《传染病防治法》也只能惩罚明知自己生病还要参与公共活动的人，要是不知道或者他说他自己不知道的话，该法就无法进行有效惩罚。而我们知道，证明某事是故意为之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是不是有法律可以惩罚这种行为，我们后面再讨论，先可以说说烈性的传染病为什么让人如此谈虎色变。
记得欧洲当年的“黑死病”前后肆虐达一个世纪，死亡人数以千万计，那可真是“万户萧疏鬼唱歌”。这还是在人口密集程度不高的时代，现代城市人口高度集中，要是爆发这种规模的传染病，基本上就该用亿为单位统计死亡人数了。更由于大量的人都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传染变得更加无法控制。而且这还会造成大量的恐慌，谁也不知道自己身边是不是走着一个“定时炸弹”。记得当年“非典”流行的时候，说是人人自危不算夸张。我当时有过下班时间在北京以拥堵著称的北京二环路上超速的经历，去交罚款的时候与警察相对苦笑：路上根本就没车，一不小心这油门就踩大了。
有鉴于此，各国基本都有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除了政府该如何应对之外，还要求公民进行配合。在某些方面，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时候确实是必须有强制力的，而且这个强制力的来源未必等待临时授权，而是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早就界定了其启动与运作的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府在一些方面具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有时候是太大了一些，导致大家一出事就会想到政府在滥用权力。比如说前段时间黑龙江的黑河市对狗下了“绝杀令”，以及前几天把这种绝杀令的行为落到实处的陕西某县，都是权力过度膨胀、根本不管民意如何的例子。
但有时候这种权力运用又是过于小心翼翼了一些，比如说对这位患者的隔离措施就很是文雅，用“政府建议”的方式让其自我隔离。这个就完全不靠谱了，从国外回来总是有事要做的，如果他自己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的话，指望其自觉把自己关禁闭基本算是妄想。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政府的建议带有强制性的话，很可能会产生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只是在紧急的状态下，应该有紧急的处置机制起作用。但这种机制并未建立。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创制一个良好机制的权力动因不足，而利用权力去做点奇怪之事的能力倒是大得很。
现在可以说说到底应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了。或许有很多人觉得此人太无公德，应该教训一下，至少也要他道个歉啥的。但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如果在这个草木皆兵的时候您也发烧了，会不会马上到医院冒着被隔离数日的危险去做检查？人性就是如此，指责别人是容易的，轮到自己就难说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还真不是自律，而是如何合理合法地把“政府建议”落实到具有强制力的地位上去，并且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 (作者系资深网络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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