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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警方判定小学处女卖淫”引发公众愤怒的震惊，到中途“要求再次处女鉴定”的避重就轻，直到近日正式宣布调查结果“重新认定小学女生卖淫”的惊天逆转，没有走向公众预期的“处女卖淫案”似乎正用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将矛头指向了前期颇得公众同情的刘仕华一家人。

且看警方列举的证据：在警方实施抓捕时，故意让另一女儿刘某某冒充实际卖淫者“陈艳”，使警方抓错人；为获高额补偿，以冒名顶替的方法获取虚假处女证明材料，误导媒体；特别指出“唆使女儿卖淫”的刘仕华的前科——曾因抢劫、盗窃罪判刑9年。据此，警方将此案定性为：是由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并认定“女生”存在卖淫行为。

的确，刘仕华的犯罪前科，冒名获取虚假证明的案情，足够让人们将信任的天平倾向警方。甚至，连“女生”卖淫可能也确有其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刘某造假等行为有着确凿的证明，但事关“女孩是否卖淫”这一案件核心点的证据却始终处于缺失状态——警方始终没有抓住现场卖淫的证据。也因此，仅凭以上间接证据就认定“女生存在卖淫行为”，无异于前期警方紧盯的那张处女膜认定，就和不是处女就是妓女一样可笑。放在此处则可解读为，将刘仕华的犯罪前科、伪造处女鉴定作为认定“女生存在卖淫行为”的必要证据。这两个悖论的共通点是，都想通过一些无关核心的间接证据，避重就轻地断定当事人有罪。

从此似乎可看出，身陷“处女卖淫案”舆论漩涡的当地警方，比当事人更急于自证清白。这也或可解释，为何警方在通报中一再强调刘仕华涉嫌处女鉴定造假，甚至将其犯罪前科也醒目标示出来。为何一桩以是否卖淫为核心的案件，最后却定性成刘某有意策划的恶劣事件？从中，我们或可窥见一条暗藏的公权滥用链条——前期仅凭道听途说，在没有抓住现场证据的情境下，就滥用权力抓人；中途要求再次鉴定处女膜，试图以处女膜作为是否卖淫的证据混淆视听；最后急不可耐地拿出一串间接证据，认定卖淫罪成立。

在这样的权力滥用思维之下，很难想象，倘若此事件中刘仕华伪造处女鉴定，不过是因为女儿无意造成了处女膜损伤，而自己又急于自证清白的无奈举措；所谓故意让女生冒充实际卖淫者让警方抓错的行为，也不过是让不同女儿送客人的无意之举。那这些列举出来的所谓证据，不就是谋杀无辜者的权力匕首么？而谁又敢肯定，我们不会是下一个无辜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