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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湖北巴东法院一审判决：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

看着邓玉娇牵着母亲的手走出法庭的图片，我有着像是看着自己的妹妹或女儿走出来的感觉，心底不禁涌起某种柔软的东西。在邓玉娇案发生后的每一天，每个关注她命运的人，思绪都随着事件的进展而起伏。如今，邓玉娇获得自由，回家继续她的青春生活，有人欢呼这是民意的胜利，有人欢呼这是法律的胜利……我们关注邓玉娇的命运，实际上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正因为这种人人“邓玉娇感”，才使得民意逐渐归于统一———希望她能免惩获释！这不是民意企图超越法律，而是换位思考在自己面对强权和暴力时条件反射的自保行为，在法律上究竟会否得到保护。对此，巴东法院一审判决作出了回答。当然，这是以邓玉娇的个人命运为代价的，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邓玉娇之后的生活究竟会怎样。

中国社会的重大进程总是具体而细微地体现在普通人的悲欢之上。犹记得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促成国务院出台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收容”改变为“救助”，他的墓志铭上，镌刻着“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字样，读来至今令人感慨万分，其中有沉重，更有告慰。借由邓玉娇事件引发的群情翻涌，我们有理由期望其因此而推动中国社会的些许改变，这不单仅是湖北方面连续出台公务员娱乐禁令这么简单，而应更广范围地反思公职人员形象、行政作为及执法行为的现实生态，以这起“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效应弥补公权链条的缺漏。只要能因邓玉娇案引发一些积极改变，就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