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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以98岁的高龄仙逝，悼念如潮。我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记者和编辑，因工作之便，和季老打过几次交道。他对我这等平凡的后辈，十分平和慈爱。在如今这个“国学大师”满天飞的时代，我实在没有心思再给老人家加几顶高帽子。这里只谈谈三点随感。

第一，季老的学问非常冷辟专门，自不是我等门外人可以问的。我也从来不试图向他请教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如此专门的领域请教，是需要资格的)。而在专业之外，他就是个有丰富阅历的平常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做派。上世纪80年代我因为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开了题为“对话录”的学术文化采访专栏，走访了京城众多学者。从季老这一代，一直到中年的新秀，见了这么多人，感觉最像老农民的就是季老。这也是他可爱的地方。他讲话非常直来直去，从来不摆“智者”的架子。比如我问他对印度的看法，他随口回答：“我们当年访问印度，印度人总是说‘中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人家把我们当榜样，我们应该搞得更好！”“从尼赫鲁起，印度精英阶层的区域霸权心态很强。”不管你是否同意，他观点非常明确，不绕圈子。至于他后来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日后世界的运道该从西方轮到中国等等，我曾经提出不同看法。不过，这话体现了他那一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有着他那种农民式的质朴和坦率。在我看来，对一个人最好的悼念不是“抬轿子”，而是还原其本色。

第二，季老如今被称为“国学大师”、“东方学大师”等，高帽一箩筐。抛开这些媒体的炒作，更客观的评价恐怕应是“一个学有所专的扎实学者”。不管他的学问多么冷辟、偏门，有这等学术素养的学者在当今确实很少。更重要的是，他在“东方学”的深厚学术根基，是在20几岁“留德十年”时在哥廷根打下的，且师从西方人。大家现在大概都承认，季老留德的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国学”根底比现在强多了；而那时西方的东方研究，则远不如现在发达。但是在那个时代，到西方去研究东方，即使对于季老这样的精英而言也属于理所当然。如今呢？西方的东方学(包括中国学)研究比70年前发达得多，中国人自己“国学”的根基则比季老那代人浅得多。但是，许多中国人对到西方研究中国文化却嗤之以鼻，甚至把跟着西方人研究东方学看成是笑话。看来，成就季老的时代，比我们现在的心灵开放得多。要知道，当年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许多西方人非常虚心地向阿拉伯人学习古代希腊罗马的学术，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西方。季老那一代，则是东方人向西方学习东方。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在我们的学术界还怎么造就季老这样的人呢？

第三，季老那代人中，到西方去学习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有很多。但是，到了生命的终点，能像季老这样成为“大师”、“国宝”的，多是研究东方或者“国学”的。过去一个世纪，中国试图跟上世界的步伐，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按说，中国更需要的是向世界学习。那些出去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回来后可贡献的东西应该更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没有成“大师”，似乎也不是“国宝”，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最后都干了什么。这恐怕也是我们的文化之失。

季老走了。我为他祈祷。同时也希望他不是最后一位走向世界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