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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杭州“飙车案”的日子里，听到了对成都去年“12·14”特大交通事故肇事人的一审宣判。

7月23日，无证驾驶，醉酒驾车，肇事逃逸，致4死1伤，无论从哪个情节来看，孙伟铭都是一个极端的范本，但透过极端的多棱镜，折射出来的却是孙伟铭并无伤害不特定的人的主观故意，对孙伟铭的死刑判决，像是以极端对极端，但法律能否成为一个极端，不能不令人深思。成都“12·14”特大交通肇事案的一审判决，究竟在向谁致敬？

媒体报道说，孙伟铭或将成为国内首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的交通肇事者。这句话被修饰得极为准确，但并不尽然正确：被判处死刑的交通肇事者，在此之前，有原郑州市某区公安分局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交通肇事，致一对父子一死一伤，被判处死刑，罪名是“故意伤害”。

被判处死刑的交通肇事者，孙并不是第一人。对孙伟铭一审的死刑判决，回首看去，在向张金柱案的判决致敬。张金柱在狱中曾哀叹“死在新闻记者手里”；孙伟铭在庭上说：“我希望能用余生对死者的家属进行补偿，我还年轻，才30岁，我可以挣钱弥补，我要上诉！”在这两起案件背后，相同的是交通肇事的情节，具有比喻意义的则是分别以不同的罪名被判处相同的死刑，而对于法律的比喻是：法律从公平的起点出发，在追求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人人皆曰可杀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对孙伟铭一审的死刑判决，延伸看去，在为今年南京“6·30”张明宝特大交通肇事案准备着足够的致敬。醉酒驾车，连续肇事，一路狂飙1400多米，沿途撞倒9名路人、撞坏6辆路边停放的轿车，后被逼停，致5死4伤，其中一名孕妇，一死两命，胎儿被挤出体外，以这样一个结果来看，“他必须死！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某网民语)”。足以向此案致敬的是：7月8日，张明宝涉嫌“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被江宁区公安分局向江宁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肇事结果的相同造就法律结果的相同，这种复仇的快感，是不是一种正义，足以让人低首沉思，而非高傲逼视。由此来看，胡斌的家长实在有必要泪流满面地向孙伟铭一案致敬，向张明宝一案致敬，如无两案惨状一恶劣于前、一昭彰于后，杭州“飙车案”中胡斌以主观定性更为恶劣——私自改装违法，罔顾他人性命严重超速——闹市飙车，岂能在危害公共安全与交通肇事之争中坐享量刑最高15年的保障。

值得向孙伟铭案致敬的，还有武汉的非洲留学生查尔斯，其人于去年8月16日凌晨，无证酒后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撞倒人行道上行人谌某，肇事逃逸，致1死。同样在7月2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对查尔斯判处驱逐出境并处民事赔偿。

这世界有躲不过的坚持，不如认命。我本不想坚持在杭州“飙车案”上作出价值判断，毕竟死者已矣，生者却必须艰难地面对自己——但杭州“飙车案”主角胡斌一审获刑3年后，双方家长却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公平”。似乎没有人对这一结果满意，又似乎只有这样一个结果能让所有人接受。人们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却只有一个妥协的结果成为事实，为我们现在所不经意的是——这一事实将如何决定时代的品质与法律的精神，法律是有记忆的。

结果导致结果，妥协换来妥协，在由相同导致不同的致敬之间，法律失去标准。但对生命的存在来说，失去法律的标准，也就是失去最终的安全、最后的机会。我们都祈求走在人行道上的安全，但对于同一的事实却不能失去法律的标准，只有严肃的法律，才不构成对永恒正义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