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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美术界重视重大主题创作的呼声渐起。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出资1亿多元人民币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也得到了全国范围内广大美术工作者的热情响应。然而，在国家组织、踊跃创作的背后，个人自觉的重大主题美术创作却不见起色，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稀缺。

　　稀缺从何谈起？

　　就需求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主题性美术展览，无论是评委还是观众，均怀有热切的期望——期望看到让人眼前一亮的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这是历史的必需、时代的呼唤、社会的渴求。

　　就创作环境而言，没有题材的限制、没有形式的束缚、没有物质条件的困窘，中国美术处在空前自由的创作阶段。瞬息万变的时代也不乏重大历史事件和现实主题，为何难以激发美术家的创作灵感呢？

　　就美术家的努力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美术家常年紧跟重大历史事件或紧扣社会主题，一些美术展览中不乏主题性创作送选，毕竟还是有美术家具有社会责任感，也因为这是美术家在画坛崭露头角、大显身手的渠道。拿今年来说，一些美术家早就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备战。

　　环境和条件几乎一应俱全，多年的重大主题美术创作却不容乐观。相对于当下美术界百花齐放、不断创新的创作态势和不断攀升的创作数量而言，似乎更显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的尴尬处境。

　　近些年，异彩纷呈的美术界常常陷入这样一种状态：一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在画坛崭露头角的美术家进入“高原停顿”时期，鲜有代表作问世；一些中青年美术家在当代艺术的大潮中，纷纷追求“非主流”状态，个性图式的背后，常显无力和苍白。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个人重复创作已然成风，成千上万的美术创作大同小异。究其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未能突破小我之境。

　　小我乃是“一身之我”，与“一群之我”的大我相对。1900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正式提出小我、大我概念：同是我也，而有大我小我之别焉。古代中国，也形成了二分的思想。居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位置的儒家文化“择中而处”，即居于集体与个体的两极之间。个体一端，除了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还有杨朱的“轻物重生”。五四运动以后，个性解放，大我也被重新解释和建构。这些年来，小我作为重要的主体崛起，各种大我纷纷失落，小我演化为唯我式的个人主义。因此，人们常常呼唤集体意识与社会精神的回归。

　　社会的转型、历史与文化的演变是美术创作的兴衰之源。由此，回望重大主题美术创作构建起中国美术整体格局的“文革”前十七年，回望重大主题美术创作被“文革”抽空的十年，回望改革开放之初美术家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急切表达，便不难理解，远离了在题材、主题的选择上如履薄冰的年代，美术创作在题材、主题上多方位的迸发；便不难理解，远离了重大主题创作激情火热的年代，美术家为何试图抛开宏大叙事，在细琐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寻求当代精神风貌的传达，又为何执著于自我的表达、个性的抒发、个人图示的构建；便不难理解，主题性美术创作为何因过分强调宣传功用而减弱了艺术含量，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主题性美术创作产生歧义和误解，从而对其敬而远之；便不难理解，在市场繁荣的商品社会，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为何会相对固定并不断复制。

　　只有突破小我，追随时代，重大主题美术创作才能走出颓势，再造辉煌。（徐红梅）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