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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阳青年王清，向南阳市上至市政府，下至一个区的蔬菜办公室，共181个行政部门，提交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其中，他要各部门公开的最主要一项内容是“三公”消费。结果，申请不但没有实质性回复，王清更是被有些单位怀疑是间谍。

这样的结果，当属意料之中，但公众悲愤之情依旧强烈。而有关部门对王清间谍的质疑，再次展现了权力的一贯恶习。值得注意的是，王清申请公开的信息，颇为专业，直指要害。俗称“三公”消费的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有概数统计，每年达数千亿，民愤极大。此类消费，与政府官员的利益相关性极高，涉及财政预算、人大监督等重要制度。要求这样的信息公开，遇到困难实属正常。

作为重要的政府信息，王清申请“三公”消费公开，本质上是为维护和扩大公民的政治与财政预算的参与权。而财政就其本质来说，是政府受公民之托履行公共服务的责任，因而具有更为强烈的“大众化”属性。现代社会中，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治理机构，普通公民也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治理责任。

而事实是，政府似乎没有看好钱袋子。财政预算、决算、审计形同虚设，无法控制畸高不下的“三公”消费。尽管如此，公众却难以弥补这一政府治理的不足和漏洞。期望更高层面的参与和治理，自然是奢望，信息公开却是可以做到的第一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有余，各级政府对于信息公开，依旧以面临压力和准备不足作为借口，再无理由；以涉及国家秘密、社会稳定、人事、历史信息为由拒绝公开的信息，情况复杂，但多数也是可以公开的。清除此类障碍，有赖于保密制度，以及相关立法的修订。如此说来，拒绝公开信息，本质上依旧是霸道的权力惯性作祟。

值得警惕的是，信息公开过程中确实面临部门保护主义、地方封锁主义的阻力。别的部门没有公开，别的地方没有公开，寄望于某一部门、某地主动公开，当然是奢望。谁愿意做这个不讨好的出头鸟呢？厘清以上几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地政府部门对王清的申请没有实质性回复。

作为共和国的合法公民，向政府申请各类信息的公开，推动政府信心公开的常态化、制度化、完全化，不仅是人大、政府机关的责任，公众亦有责任，更有权利。就像王清所说，“我不是钻牛角尖，是在推动社会进步。”

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年有余之时，回头审视，多数申请未获得实质性结果颇为普遍。但可喜的是，要求公开政府信息的事件层出不穷，已成燎原之势。

有统计显示，过去一年多时间，公民和组织要求政府机构公开信息的事件，大到申请公布汶川捐款流向、4万亿投资计划，小到要求公开养猪场土地使用性质，不一而足。仅上海市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就达9000多起，吉林更是达4万多起。

每一起申请，寄托的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每一次失望，损害的是权力的信誉。对此，各级政府部门当积极回应，早日破题。这不仅是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义务，更是践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开放自由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