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刊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张汉音的文章指出，应对贫富差距问题，中国不能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最根本的道路只能是国家工业化，通过工业化把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同时通过提供良好教育，持续发展经济并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层级，实行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制度、人才使用制度、流动升迁制度，取缔权、钱勾结垄断发展机会的社会现象，来帮助城市弱势民众改善收入与地位。
原文摘录如下:
中国在经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贫富差距。于是，民间产生了要求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颇为强烈的呼声。中国未来能够消除贫富差距吗？什么样的办法才是应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最好办法？为了得出合理的答案，我们需要冷静地观察一下中国和国外的一部分相关现实。
贫富差距的世界分布模式
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通常采用基尼系数。目前贫富差距最小的是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典、丹麦，它们的基尼系数最低。美国和西欧的贫富差距大于北欧。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高于美国，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总体来说，贫富差距是一个普遍现象，没有任何国家例外；但是程度有别。一般来说，工业化越发达的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越小；工业化程度越低的国家，贫富差距越大。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虽然低于中国，低于拉丁美洲和非洲，但是这些国家依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美国为例，2006年在美国总人口之中最富有的10%，拥有美国70%的财富，财富集中的程度大于中国(中国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之一是城乡差距很大)。
在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配更加不均等。同样以2006年为例，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85%的世界财富，收入最低、占世界总人口一半的人，只拥有1%的世界财富。这些最富有的人绝大多数来自于经济发达国家，比如，其中37%住在美国，27%住在日本。
为何贫富不均遍布全世界、无一例外？最基本的原因有五:(1)每一个国家都允许个人通过兴办企业的方式赚取利润和实行私人资本扩张；(2)允许买卖股票和房地产，通过非产出性劳动的方式赚取财富；(3)实行按贡献分配收入(以及分配权力和声誉地位)的分配原则；(4)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行人员、资金、产品、服务和原材料的流通制度，即市场流通制度；(5)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和弱肉强食的关系。
前三个原因必然导致财富、收入的不均等分配，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后两个原因导致国力强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体系中占有优势，而且使任何国家都不能游离在现实的世界体系之外，采用与前三种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
中国不可能选择均富
为何世界各国都要采用前面所说的前三项经济运作方式？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三项做法可以大体上保证有强烈财富欲望的人能够获得积累巨富的合法性与运作空间，可以促使无意走企业主道路的各阶层职业人士尽其所能地努力工作，以便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三项做法直接启动的都是以谋取个人利益为基本考量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所衍生的整体社会效果却是国家整体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国家整体经济财富的较快积累、民众整体生活的逐步改善，最贫困者可以得到救助。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此种方式更有效的经济发展运作模式。
中国、前苏联等国家实验过接近于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结果是，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活力不足，国家整体生产力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笔者在苏北的农村生活过，直到1980年试行包产到户制度之前，村子里的乡亲们常常食不果腹(包产到户之后当年即告改观)。经济改革之前的城市生产活力也相当有限，比如解放牌汽车的模式居然数十年不变。由于整体生产力有限，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的城市基本面貌，民众的基本生活，只能以极慢的速度获得改善。
以上海为例，外滩的建筑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变化，上海市民中有极大比例的人一家两代或三代挤住在一间半或两间小房子里。相反，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虽然贫富不均加剧，但是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标准却得到了逐步和明显的提高。也就是说，基于良好愿望的均富分配制度，从整体来看，在改善低收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方面却不敌容忍贫富不均的制度和国家。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遗憾的是，这是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
这个事实意味着，即使仅仅考量如何更有效地帮助低收入的民众，即使愿意舍弃国家整体经济的较快发展速度，置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于不顾，中国也不能回到经济改革之前，采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都不可能拒绝采用前面说过的那些经济运作方式；然而，只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必然会出现显著的贫富差距，财富就必然会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贪官污吏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但是清除他们只能解决积累财富的机会公平问题，使贪官污吏及其亲友无法获取巨额财富，不过巨额财富会流到使用公平原则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另外一部分人手中，因而就全国而言，依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显著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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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31少谈些人均，多谈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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