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福利社会论坛，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表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要以中华民族的孝道做重要的道德保障。
《中国青年报》8月29日是这样报道的。我对“福利制度”该怎样理解，就此拗不过弯来了。我一直以为福利制度，是一种政治设计、政策设计，是社会分配上关于个人幸福的制度保证，如果说有道德保障，无非是人道和平等，而主要的作为者，在于政府和企业，着力点分别在于增进国民福利和员工福利。
李宝库会长的表示，并非如此，孝道是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的道德保障。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会长，关心老人，当然是合乎身份的。不过，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非止于老人福利，所以孝道是否足以成为这一制度的道德支撑，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只考虑老人福利，社会福利制度的道德基础，在于子女的孝道，还是在于国民幸福乃是国家存在的理由？孝道不彰，既有历次反封建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打击，也有日益盛行的重利轻义的社会风气影响。这样的原因分析，我也大致上赞同。然而，福利制度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正是即使子女不尽孝道，老人仍然能够得以获得有保障的生活吗？如果老人是否获得保障，仍然取决于子女是否尽孝，那么要社会福利制度做什么呢，社会进行孝道建设就可以了。这样，老年福利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个人道德问题，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就此消失，或者说其全部责任就在于敦进子女的孝道，而不需要直接对老人做什么事情。
这样的社会福利制度，很省钱，很国粹，很传统，但很不省心，很不明白有没有效，最根本地说，很不确定能不能称社会福利制度？李会长说：“孝道是中国的国粹，对于福利社会建设来说，成本低而效益高。”但福利制度的设计，出发点不是成本效益吧。
又，民政部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只有大约1%的老人选择在社会养老机构养老，其他99%的人选择在家庭养老。我想，国家、社会和家庭，都应当尊重老人对养老处所的选择，但并不能因为老人对处所的选择而规避应尽的养老责任。那么，子女要讲孝道，政府要为养老的家庭提供福利补助，也就是说，应当把投向养老机构的资金，直接投向承担了养老责任的家庭。如果认为老人选择在家庭养老，政府和社会就可以不投入，从而把养老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孝道问题，这就是逃避责任。
李会长透露：“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这个数据让人看到了农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数据还比较模糊，四倍到五倍的自杀率，比较的是中国农村老人与世界农村老人，还是世界老人、世界所有人，中国人的自杀率又是世界的多少，如果数据更明确些，有利于我们对农村养老问题作出更准确的判断。不过，无论如何，李会长透露的数据已经很惊人了。
但是，养老问题越是严重，就越是令人要怀疑“孝道养老”是否可行。李会长在说孝道不彰的原因时，特别指出了“近些年盲目学习西方，而西方是没有孝的文化和传统的”。姑且相信这些说法，但问题就来了。有孝的中国，老人自杀率是世界的四到五倍；无孝的西方，老人自杀率又是世界的几倍？这不是证明，用孝来解决养老问题，不如用福利政策来解决养老问题吗？固然孝道已被破坏了，但至少不比“没有孝的文化和传统”的西方更少吧，老人自杀率怎么会那么高呢？
还记得计划生育宣传中破除养儿防老观念，说的正是养老有国家，现在要变回“养儿防老”了吗？我并不反对孝道，而且希望孝道彰明，但老人福利问题到底是社会问题还是孝道问题，把老人福利寄托于子女尽孝，到底是要弘扬国粹还是要节约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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