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养老的方式无非两种：不是社会养老，便是儿女养老。中国过去主要是儿女养老，现在正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务院日前决定，自2009年起，在全国选择10%%的县(市、区)，启动“新农保”试点。
新农保对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意义自不待言。
但“新农保”的建立，是不是就意味着儿女养老的方式该退出历史舞台？前不久一些评论对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一番 “孝道是中国国粹”，应当大力培养的说法，进行指责和批评。综观批评意见，一个主要理由是，养儿防老是一种典型的私力救济，主要靠道德伦理维系，却又受制于子女的健康、收入等因素，因而在目前的社会是很不可靠的。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经验之谈。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作为一种在传统小农经济和封建社会下的家庭保障模式，“养儿防老”在传统家庭逐渐解体，社会流动加快，人们的经济基础越来越不依赖土地和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其对家庭的保障和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的确越来越弱。但是要把它抛弃也言之过早。我认为，至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仍须着力提倡养儿防老，特别是农村地区，甚至还可能是主要的养老模式。
这并非是要减轻政府在养老上的负担和责任。乃是因为，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家庭为社会的核心单位的结构，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支配着我们。尽管陈志武反对父母把子女当成养老避险的工具，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养儿防老”是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而且中国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有多少父母有余钱进行金融产品的配置？这是其一。
其二，从目前农村的养老保障看，不仅覆盖的人群范围窄、水平低，远不能解决目前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上所面临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另外，我国农村的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因此，要现实地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就必须发挥家庭的作用，提倡“养儿防老”。
这是从家庭的微观角度说的。从宏观上来看，正如学者高辉清所言，由社会来养老是以存量的积蓄来为未来买单，只有在国家变得真正富裕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彻底的解决之道。而 “养儿防老”，则是以未来增量的扩张，来支付当时养老的费用。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越年轻化，对社会整体的养老压力就越小，这其实是宏观意义上的“养儿防老”。畅销书《大国空巢》的作者易贤富还以美国养老为例，认为美国包括政府养老金(第一支柱)、雇主养老金(第二支柱)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第三支柱)在内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其实不过是“养儿防老”的美国版，这套体系得依赖于年轻的人口结构。所以，美国现在是双管齐下，既改革养老金制度，又鼓励生育以防止生育率下滑。
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约12%%，今后还将以年均800万人的规模递增。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世界上仍处于中低行列，因此，在中国现在就轻言放弃“养儿防老”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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