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师大9日举行的“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长称因受嫁入豪门的电视剧影响，部分女大学生出现了“傍大款”的观念，“这是一种悲哀，我感到很痛心”。
□司欣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当前才有“傍大款”现象。如果“傍大款”划限于把“嫁得好”作为追求目标的女生的话，或许任何时期某些女性都有“傍”的需求，只不过“傍”的对象在变化。上世纪50年代走俏的是 “根正苗红”的农民后代，60年代吃公家饭的工人老大哥成为抢手货，70年代党员干部是女孩心目中的赤马王子，80年代 “方向盘”、“听诊器”、“三转一响四十八条腿”都是女孩的最爱……
男性力量的长期独大，让一些女性自然而然长成了攀援性植物。现代女性比以往要好得多，但某些方面的境遇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善，相反社会化生存和职业环境给予女性的消极心理暗示却越来越多了，包括让她们赖以自豪的生育功能，也成了巨大的生存包袱。“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心态，让一些女生对大款趋之若鹜。
或许短暂的青春美色，以及从谋生工具不得不沦为婚嫁资本的大学文凭，是她们手中仅能掌握的优质资源，而在交换成风的商品游戏规则中，在暴富型男权对于女性美色的需求中，“傍大款”折射出的是更多的社会问题，也许不是简单的痛心乃至指责可以涵盖。
对某些人来说，“傍大款”确实有出卖尊严、违背内心的因素，对于冲着金钱图一时享受的动机，我们应该加以谴责。但我们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面，安全感是女性与生俱来乃至毕生追求的最重要心理需求。对一部分女生来说，爱大款不一定是爱上他的钱，也可能爱他所提供的安全感，尤其是社会和法律无法提供这种安全感的时候。
笔者不否认 “傍大款”成为择偶法则是消极的，但在新富社会里，这和种种乱象一样，是难以规避的。随着经济秩序的规范、两性职业平等的推进、乍富的国人不再需要以征服美色证实自身价值，女性从职业前景中看到希望、从自食其力中得到荣耀，“傍大款”就会成为过渡型社会的一时现象，大可不必过于焦虑或者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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