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近日如此概括。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在的个性官员越来越多，敢说狠话敢说真话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官员沉闷、枯燥的“大多数”形象开始改变。(9月21日中新社)
从沉闷、枯燥的“大多数”形象到个性有所张扬，官员的这种外在表现，与话语环境的逐渐优化不无关系。比起之前民众获取官方信息完全由官员进行“文件化”表达有所不同，官员的个性表达，有利于公众贴切理解一些政策的实施意向。这当然会受到公众的欢迎。
公众之所以追捧个性官员，是厌烦了官话、套话和“正确的废话”。这些太过于程式化的表达，使得公众对政策走向的理解，处于独自揣摩状态，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政令必须简洁清晰地表达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个性官员的出现，打破了过去政令执行程序的冗繁状态。他们多以直接介入的形式行使权力，直截了当地揪出问题，并快速地解决。相应的，民众的权利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保障，个性官员得到民众的掌声，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
很明显，我们所称道的官员有个性，当然不止于期待他们会说、敢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从官员的个性化服务中体会到这样一个本质性的“共性”：官员的服务能保障和增加民众福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所期待的，其实是希望个性化官员能起到表率性作用，把“个性化”这个词当中蕴含的“高效率”，推而广之。
这就有必要先探究一下当前部分官员的“共性”。众所周知，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官员的作为，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警惕：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升迁或平安，不在服务效果上下工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太平官”。这类官员多了，耗费了大量公共资源不说，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性官员高效率工作的挡路石。可惜的是，个性官员受到追捧，恰恰反证了这类官员的大量存在。所以，只关注个性官员，把增加民众福祉的希望寄托在为数还极少的个性官员身上，于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言，显然太过理想化了。这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提醒的那样，对“个性官员”还要理性看待：“要警惕某些官员在媒体面前的‘作秀’，最终，还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官员个性化这种官场生态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个性化官员”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其权力所属的一定范围内，用手中权力形成个人魅力或个人权威，以此推动政令的畅通，达到行政的高效率。或许，短时间内，个性官员需要的施政效果会与公众的需求相吻合，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个性化行政，在当前权力约束机制不甚健全的情势下，更容易形成另一种现代社会不乐意见到的管理模式。当然，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所谓“个性化”官员，更不是公众的需要。
所以，现在官员的个性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政治文明在不断进步的时代环境下，竭尽个人能力，形成小范围内的行政高效率。这种努力当然值得嘉许。那么，如何把这种“个性”扩大成为“共性”，让官员都敢说，都愿意清晰地表达，都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形成普遍性的行政高效率，这恐怕才是公众关注个性化官员的最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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