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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已经实现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发展阶段的历史跨越，但与此相伴的是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达611万人，考虑到“被就业”的因素，真实就业率恐怕要比公布的数字“缩水”不少，再加上历年沉淀下来的未就业人数，可谓压力空前，而出路却相对狭窄：报考公务员不啻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已基本饱和，外企的门槛又较高，曾是吸纳劳动力就业“海绵”的民营企业有相当一部分仍处于困境中……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后，劳动力市场的恢复平均需8年左右。由于4万亿刺激计划大多投向“铁公基”，增加的就业岗位有限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有可能出现“无就业复苏”的现象。

现代经济学理论将失业分为三种：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人们通常将大学生失业视为结构性失业，进而将“转变观念”作为解决之道。然而，一味指责大学生“挑肥拣瘦”、“高不成低不就”，似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保安、保姆、擦鞋工、掏粪工……经过“北大才子卖肉”等系列“启蒙”，那些无法在“拼爹游戏”中胜出的大学生早已放下“天之骄子”、“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精英”心态，接受“革命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观念。而一些大学生之所以宁愿“漂”在大城市，也不愿“上山下乡”，不仅因为这些地方资源聚集，发展机会相对较多，更有“投入产出比”的现实考虑，对于那些因高额学费背了一身债的贫困学子更是如此。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急剧下降，“奥肯定律”似乎“失灵”，这种“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的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呈总量性失业的特征(当然，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这种局面有望逐渐得到改善)。在“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工资有趋同趋势”、彼此存在某种替代效应的情况下，如果大学生都“转变观念”、“放下身段”，将农民工的活全包了，农民工的失业率恐怕就会大增。原因无它，合成谬误也。

那种将大学生就业难简单归因于“都是扩招惹的祸”的观点，似乎不应忽略以下事实：当前中国大学生毛入学率仅为23.3%，而美国为82%。与13亿的人口基数相比，中国大学生的数量仍然太少，无论如何都应是宝贵的人力资源而不是人口负担。问题在于，与高等教育因放宽“入口”而获得规模上的“压缩式现代化”相比，与就业这一“出口”相关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却缓慢而艰难得多。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所指出的，在整个“6+1”的产业链中，最需要大学生的是从产品设计到终端零售等6大软环节，而中国目前却基本处于最低端的生产制造这一环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关于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学历结构的研究亦佐证了这一点——初中和高中以下的约占89%，大专生不到8%，本科生和研究生不到4%。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一些“热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严重“滞销”，而技校毕业生却颇为走俏，乃至出现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现象。与新“读书无用论”在中国甚嚣尘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高学历人才却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男性大学毕业生一生中有望比仅完成高中学业者多挣36.7万美元。此外，即便是卡车司机这样的“蓝领”，亦非低薪的代名词，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已凸显，今后恐怕亦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研究生扩招、“学士后流动站”、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发放“失业补助金”以及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廉租房或“经租房”……这些举措或可缓解眼前的压力，从长远看则应利用“倒逼机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摈弃“闭门造车”的思维，重构需求导向型的教育体系，并在巩固、提升制造业的同时，加快发展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这亦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