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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有条新闻我们不该忽略。华商晨报报道说：沈阳一位名叫张天德的普通环卫工，每天清扫大街，是开着中华牌轿车上下班(对此有生动的细节描述，恕不照录)。

环卫工张天德的生活、工作情景，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如果你恰好也是一位环卫工，会产生怎样的联想？如果你是其他行业的一位普通劳动者，对自己的未来将有怎样的预期？

环卫工开着轿车扫大街，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现实版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这就是我们讲了多少年的共产主义美好愿景。今年59岁、干了34年环卫工的张师傅，没有辛苦脏累之怨，没有招人歧视之叹，有的只是“这工作我干出感情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老张已经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记者抓住了这条新闻，说明他不乏新闻敏感性。报纸将此新闻弱化处理，却让人不无遗憾。其实这条新闻的分量，不亚于重庆的打黑审判，都十分紧密地关乎民生；前者启示我们如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后者与力保群众安危息息相关。我说这条新闻不该忽略，是指社会当就此引以反思：可不可以让张天德个人已经享有的生活，变成所有普通劳动者的生活。

你可以说这是白日做梦，但这样的梦怎么就不能做一做呢？至少我可以这样想，沈阳不是香港台湾，也不是日本美国；沈阳的张天德能有的生活，中国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为什么不能有呢？

现在，从国家领导人到社会舆论，都在热切关注与讨论如何让劳动者得以体面的劳动，倡导、推动实现平等的职业尊严。作为一种理念，职业尊严的平等，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实践，实现平等的职业尊严，应该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变革来支撑与保障。

人们从事任何一种职业，以社会需要的视角，都应予以正面评价，这是职业尊严应当平等的理性源泉。从社会评价来说，人不可因从事某种职业而被轻视、歧视、蔑视，更不该因而被贬损、被伤害、被侮辱；就个人心理而言，不会因从事某种职业而倍感卑贱，顾影自怜。这样的职业尊严感从何而来？靠什么支撑与保障？

思想引导当然是必要的，过去我们这样做过，今后还应继续做下去，时传祥、张秉贵式的劳模标兵还要树。但我们切不能忽视，职业尊严不只是精神范畴的东西，它离不开物质基础而兀自独立存在。这种包括薪酬、福利、一定劳保水准在内的物质基础，使职业尊严不仅成为精神的自我慰藉，也构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状态。张天德为什么能开车上下班，为什么对环卫工作“干出了感情”？报道说，他和老伴每月收入7000多元。所以，他有钱买车；所以，每个月500多块油钱(其实养车费远不止此)，于他“压力并不大”。可以说，张天德这个环卫工是有职业尊严的，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自己活得舒坦，自得其乐。倘若没有这份收入，只有目前大多数环卫工所能得到的“最低工资”，我不知道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张师傅还会不会照样“干出了感情”。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社会进了一大步。我们对于职业尊严的认知，也应该与时俱进，不能囿于传统的说教止步不前。我以为当前社会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调整职业收入的天壤之别，遏制贫富悬殊的恶性加剧，这或许比我们当年解决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更为迫切，更不容忽视。当富人的宠物都能享受美容，锦衣玉食，俨然VIP之尊，而劳动者仅能低水平的维持生计，谁还能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还相信“劳工神圣”，谁还奢望“平等的职业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