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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10月26日在杭州开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他指出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10月27日《钱江晚报》)

虽然，坊间对于“中国是世界第一博士大国”和“中国科研能力(论文数量)世界第五”的批判之声尚余音绕耳，但学院派专家乃至大学校长们能在此场合之下公开批判“论文大国、学术小国”者，却少之又少。单单这一点，纪宝成的演讲就应该获得掌声。

不单于此，纪校长的“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而在官场”的断语更是语出惊人——不仅直接点出了时下“行政”与“学术”的不恰当关系，更是找到了大学行政化的种种弊端。在笔者看来，纪校长的“最大博士群”之说虽然仅指一少数部分企图以高学历来投机取巧的官员，但这一现象的存在，却有三大隐忧。

其一,容易导致高校的学术与学历沦为某些人仕途顺畅的工具，。一些通过不当手段获得博士的官员，只会将学历看作是自己事业前途的一个棋子、一个工具。这样的心态之下，他们的学位论文能否独立完成、究竟有无学术价值、能否顺利毕业，都已经完全不重要了。要知道，学术向来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而这部分人的导师——大学教授也可能会在与官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其独立性和批判性。他们不再关注民生疾苦与劳苦大众，而是闭着眼睛、俯下身子，向行政化的方向靠近，而学术则被弃置一边。

其二,一味追求高学历，容易导致造假之风、形式主义蔓延。在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执政透明度越来越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低学历官员的晋级之路无疑比高学历的官员要难得多。而高学历官员自然也可以为自己的升迁增加理论上的合理性。如此一来，自然容易导致在部分官员中逐渐形成一股高学历的追逐与攀比之风。但是，学历不是人人可以拿的，学问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于是，对于一少部分根本就没有能力通过高学历考试的官员而言，以不当的手段获得高学历，就成为必由之路。无疑，这种行为既是在造假又助长了不正之风。

其三,学术不彰，社会失去发展动力。梁启超先生曾讲，“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为“学”之体若不独立，为“术”之用将无从所展。在国际科技力量竞争日趋激烈的大势下，我国科技难免受制于人、授人以柄。这一点，之于以上两点，将是后果最为严重的。

此情形之下，高等教育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学实现教授自治化的朝向必须确定。惟有如此，学术才可能有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