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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开始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对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草案也作了类似规定。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同，无非城乡，这被人们认为是“同票同权”，最近几年来，这一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长期以来，和城乡经济二元化体制相对应，城乡选举权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同票同权是打破这种藩篱的重要一步。回溯历史，50多年前的《选举法》将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定为8:1，1979年，新选举法正式出台，后在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04年四度修改，1995年这一比例降至4∶1，终至今天展现一步到位的希望与曙光。因循历史脉络，这一步迈得着实艰难，轻描淡写无法展示选举平权所包含的复杂意涵，在多个维度审视其所透露的积极意义，有所裨益。

选举并非民主全部，但公开、平等的选举是民主第一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7年，我国农村人口7.37亿，占全国人口的56％，保证一半以上人口在表达诉求与利益争取上有足额代表，对农民群体而言意义重大。平等的选举权不只是一种政治权利，也是其他各种权利的保障。选举平权，农民的诉求将在政治空间中更频密地出现:治理体系中以城市为主导的倾斜格局将得以改变，历史形成的“三农”问题，长期以来经济权利薄弱、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等差别，将更受重视。选举权的平衡将使政府需要分出比以前更多的精力关注乡村，并使立法和政策措施有利于城乡平等。

选举平权还将使社会心理发生积极变化。如果我们承认城乡选举现实曾受历史制约，那么随着时代发展，一个基本道理应当愈加清晰，即全国人口中有多大比例的农民，那么全国人大代表中就应有多大比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揆诸地方也当如此。给不给农民平等选举权无关紧要的传统认识应当抛却。无论国民生活背景有怎样的不同，但应当被同等地赋予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权利的适当条件，以提升国民人格的价值和力量，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

我们是一个把选举权写进宪法的国家，虽然我们曾有过以阶级阵营作为判断选举权有无的基本标准的经历，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方向始终如一，人民内部选举权平等，是以大作为朝此方向趋近。重大政治场合，重大国是讨论，选举权作为一种基本政治权体现分配于国民的平等性，国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归属感、责任感将能得到增强，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语词将有更深的体悟。

如果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标志我国逐渐融入国际经济大局，那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加入无疑对我国政治生活具有深远影响。城乡选举平权，是这一公约的基本精神，我们实践它，体现对内的开放性，同时更是国家形象对外的积极展示，它体现一个国家在法律基础层面的大跨越，诉说一个国家更加积极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鲜明态度。

任何问题的解决有先后次序，也有轻重缓急，我们理当看到解决城乡差别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但细化同票同权的历史意义，目光沉下去一点，其中也有我们对同票同权所抱有的长远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