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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来了，他为“冲突”而来——出访亚洲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在很多目前存在的“认识冲突”中来寻找亚洲所能接受的“共赢”解决方法，甚至，在某些暂时存在与美国经济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上“软硬兼施”，迫使中日政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能够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政府都向世界向来访的奥巴马发出了继续倡导“自由贸易”理念、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心声。尽管如此，作为目前世界经济体的第三大国（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近在咫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还是意识到了自己在某些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改变对外依赖经济增长模式所需要的金融体系健全、深化的“重要性”。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政府现在所推进的“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发展战略，是在尝试第一个吃螃蟹的滋味。因为我们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而相关的汇率和利率暂时还无法完全市场化，但我们为了尽快站上产业链的价值高端（上游和下游），“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是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这类尝试会不会出现由于我们自己抗风险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到像1997年东亚遭遇过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

另外，东亚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即使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它标准化程度高，需要资金等生产成本相对稳定和低廉的发展模式）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它差异化程度高，需要金融资产价格自由变动）运行模式。1997年的东亚危机和日本上个世纪出现的金融泡沫的崩溃，都说明了他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强盛的战略以失败而告终。

而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的制造业都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方，从而努力维持自己国家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最近美国三大汽车企业的经营困难和与之对照的新能源、生物科技和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视都说明了美国政府在进一步寻找自己下一轮增长模式上的“技术优势”。当然，美国今天的“苦恼”是技术没有跟上，金融没有稳定，所以，奥巴马只能用增加国内投资和积极出口的短视行为来间接地向外推进贸易保护主义，以转嫁国内大众由于就业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对现任政府的抱怨情绪。

而且，除了这一类“供给瓶颈”要素外，还有一类制约中国人口红利产生有效市场的“需求因素”。事实上，影响中国今天市场内需不足的障碍主要有3个:一是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今天通过发展村镇银行扶持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方式来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正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二是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的问题，今天通过深化金融体系建设以确保社会保障和福利资金的正常运营是解决中国居民自己过度金融投资以达到“自我担保”效果的又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三是有消费能力而且有消费愿望但无法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

克服上述“中国国情”所带来的种种困难，重视“金融做强”的“中国战略”，是中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所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需要决策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生产单位和研究机构抓紧时间、共同探讨，拿出打破垄断和变革制度的勇气和智慧，去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国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