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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医生的法国来信》写道，中国医生流动被制度卡死，全国人民看病逼上协和。在中国，医生是深深的依附在他所属的医院的，各种法规和现实情况都完全限制了医生的流动。受到良好训练的医生不能从大医院流出，新毕业的医科生自然也不能顺利的流入。要合理引导经过住院医阶段的医生离开大医院，进入小医院或社区医院工作，而这恐怕是最大的难点。（11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作为一名医生，我是基本认可这一种判断的。但在我看来，医生的流动被“卡死”是人为造成的，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制度的原因。

我国并不是没有住院医师培训制度，甚至多年以来，卫生部门也一直频频颁布政策文件，提醒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这一种核心制度，以确保医疗质量。问题在于，具备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资历的只是少数的公立大医院，作为承担这一种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他们的态度致关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与支持，要落实这一种对社会影响深远的医疗制度，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医疗人才，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出现这种“大医院高级医生流不出，医学毕业生又进不去”，医生流动制度被卡死的现象，无疑就是一种真实的态度写照。

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令人失望的现实。或许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大医院培训住院医师往往是一种“赔本”的买卖。对一个医疗机构而言，高年资医生，尤其专家教授，是医院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医疗市场竞争化的当前，医院又怎会轻易地放任其自由流动呢？

问题在于，公立大医院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定位？是市场化经营，追求赢利第一、竞争第一的企业机构？还是非营利性的政府事业机构，以公益性第一，以为民众提供可靠的服务作为建设核心？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大医院显然应该承担起这一种“赔钱”的买卖，并且积极促进人才的流动，为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们提供更多的住院医师培训职位。

当然，要促进受到良好训练的医生自由流动，单纯强调医疗机构服务意识觉醒，实现自身转变是不够的。政府卫生部门的主导推动，积极的督促，使公立大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回归公益，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