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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35名新院士，相比60个名额上限，空缺近一半。几位院士候选人因涉嫌舞弊最后都未当选。据12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执行主席路甬祥解释称，这一方面体现了院士们严肃认真、保证质量的意识，另一方面也与原章程“获得赞同票超过投票人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当选”修订为“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按增选名额根据获得赞同票数依次入选”有关。

院士制度是国家为促进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而设立的重要制度之一。院士称号不仅具有学术的高度，同时具有道德的高度。许多院士身兼教学和管理的重任，不少人系学科带头人，或一院一校之长，其学术与道德是否双馨，就具有风向标的典型意义，既可潜移默化地浸润年轻的学子，也可直接影响学风乃至社会风气。

遗憾的是，一些院士并未能恪守学术道德，为名利的红尘所诱，或对学子疏于管理，在论文抄袭中被“挂名”。对此，我们往往归咎于以论文篇目为主的学术评估机制，事实上，一些学术权威的“被挂名”早就成了学界的潜规则，而且有的涉嫌“抄袭门”的院士不以为耻，反倒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有的甚至在出版新论文集时，把曾经被公众举报的抄袭文章也一并收录，这显然与个体是非颠倒、美丑混淆的价值观、学术观相系。相应的，有的学术管理机构，包括校方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却对此漠然置之，有的甚至还为抄袭者张目，不仅践踏了学术的尊严，也败坏了学风。长此以往，将窒息我们民族科学创新的灵魂。

近年来某些领域学风不正，导致了原创能力与活力的消减，为公众舆论屡屡诟病。尤其是钱学森、贝时璋等大师临终时留下的对中国科学界的期待，更应该让我们牢记在心。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科学界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彻底根除抄袭剽窃的学术腐败行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当从严治学，从学界的权威做起，从院士做起。

此次院士增选坚持了德才兼备的原则，特别重视考察候选人的科学道德和学风情况，而且改革了票决程序，一些涉嫌舞弊者也因之名落孙山，这都将有利于增选院士的质量，使其增选结果能够经得起实践、社会和历史的检验。

有评论认为，从院士增选起步，学术界一步步弃绝“不端”、“暗箱”、“潜规则”，消解学术权力的异化；全社会逐渐淡化院士崇拜，清除“特权”滥用的土壤，科学在中国的道路会少很多曲折和障碍，中国的科学发展会有更多杰出的成就和更健康的前景。笔者虽然没有如此乐观，但此次院士增选宁缺毋滥至少是一个风向标，是一种宣示。相信以此为起点，院士这一公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学术精英群体，其公信力和道德影响力有望逐渐恢复起来，并最终促进更多领域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