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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商业社会的巨大物质利益诱惑不但对普通公众，就是对作家也产生了诱惑的力量。君不见，很多作家甘于为利益所俘虏，心甘情愿地为市场而“创作”，甚至有的作家一味地迎合读者和出版商，已经把文学当成了攫取利益的筹码和工具，把文学弄成了“垃圾场”的产物，引来了众多诟病和不满。但是，少有对此的反思和自责，不少作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无论文学的精神丢失得多么彻底，无论自己操弄的是不是文学，都仿佛是与作家无关的事情，只要有了发行量，只要有了利益的获得，似乎就足够了。正是在这样的乱态下，郭敬明成为了图书市场的“一粒春药”。

虽然郭敬明遇到了抄袭门风波，虽然他与他的伯乐是非恩怨难说明，但这些“四迷”们依然不折不扣地支持他，支持他主编的《最小说》，支持他签约娱乐公司，支持他当长江文艺副处长，支持他出版的每一本书。如此的现象，在笔者看来，不是作家的神话，是娱乐的神话，是盲从的产物。从根本上说，郭敬明已经与文学无关，仅仅与偶像有关。

同为“80”后的作家韩寒因不配合新书宣传，让不少发行商大伤脑筋，有的甚至暗示韩寒，“偶尔也应向郭敬明学习一下。”但是，韩寒的姿态是“不签售，不讲座，不为新书做任何宣传活动，不制造话题炒作自己。”相比之下，在笔者看来，郭敬明成为图书市场的“一粒春药”，就有了鲜明的区分，而“春药”说正为文学精神的丧失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再多的发行量，再多的利益获得都有可能成为过眼云烟，惟有作家责任的坚守和文学精神的呵护，才是社会和公众之幸。而这是“春药”无法企及的愿景。

郭敬明：图书市场的“春药”还是“毒药”？当越来越多的作者愿意成为市场上的“春药”时，就意味着文学可能面临被艺术殿堂遗弃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