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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讨薪就像一年发作一次的社会病，今年也不例外。一山东农民工讨薪被告知曾经农忙时请假回家，每请一次假就罚款1000元。一位农民工则告诉记者：“我比他更惨，不仅5000多元工资没要回来，老板还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让我倒赔给他3000元。”

为什么一遇农民工讨薪，结局不是“自认倒霉”，就是“非常惨烈”。老板和包工头或是耍赖跑路，或是闭门谢客，或者祭起“请假一次罚款1千”的家规以及莫须有的罪名，给你杀个回马枪，让你有理寸步难行。

这位包工头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他百般刁难，是想农民工知难而退。他欠5000不还反而让民工倒贴3000，为何理直气壮？因为真要明枪明箭，讨薪维权起来，民工付出的可不止3000元。最终不是他让民工知难而退，是维权开销会让民工主动缴械。

维权门槛过高，让许多农民工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或者选择法律手段之外的极端手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山东农民工讨薪困境其实和开胸验肺风波很相似。农民工出于“老乡介绍的、不签劳动合同也没事”以及“怕被解雇”的想法，维权时就会遭遇高昂的法律成本。制度设计导致用工老板和农民工之间出现严重不平衡，老板过于强大，农民工过于弱小，法律的门槛多而且高，维权成本层层叠加，难上加难。

讨薪难，难在背后有着这本巨额的经济账。这就是为何从中央到地方每年都在刮“清欠风暴”，但是陈年旧账却难以短时间一笔勾销。我看，制度润滑剂要真正起作用，先降低成本再谈减少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