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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多读书、读好书永远值得称贺，特别在读书氛围淡漠的当下。但有时读书这种雅事，也给人一种别扭感。比如用红头文件装扮的“读书令”，就是这种尴尬的代表。

日前，广东发文要求处级以上干部集中读书每年不少于5天，其他干部不少于3天。领导按“省、市厅、县处”等级别需分别下基层调研2个月、3个月、4个月。

将读书简单地量化，让人“耳目一新”。可这并不表明，读书这类纯主观行为，真可以用数字客观反映。再考虑到所谓的“集中读书”，是怎样的一个“集中”法，需要读哪些书，以怎样方式读，文件都语焉不详，人们不免要结合生活经验联想：既然官阶越高，“集中”时间越长下基层时间越短，那这种“集中读书”，会不会沦为一种“读书福利”？比如把此前那种到风景名胜区公费考察改为在如画风景中“集中读书，集体学习”？

这实在不能怪人们想象力丰富，因为读书本就不是一个适合“集中”的事。正儿八经读书的人，根本不用这种仪式感和形式感并重的“闭关读书”。广东这个集中读书和四川温江官员学国学，基本是一个路子，徒具观赏性，而实用价值寥寥。若读些经史子集或外国名著等出世之书，完全不用占用工作时间，更不能花费公款，因为这只是提升学养品位的纯个人行为。而若真要正经读书，其实更推荐官员读些务实的入世作品，比如读点年终盘点的年度十佳评论之类的。前不久，发改委网站组织的“价格听证热门话题专家谈系列”文章，就受到舆论好评，“热烈欢迎发改委屈尊加入到时评家队伍，以时评这种公民文体与民众进行对话。”

其实，俯身读点时评文章，可以让不少官员看到那条了解民意、疏通民意的清晰渠道。这种“读书学习”过程，就是观念的碰撞和改变的过程。只要观念通达了，官员比一般时评作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更在行。这时你会发现，清谈有时未必不管用。包括这篇谈集中读书的小文，只要能促使官员思考，让读书和学习不异化为赤裸裸的公费旅游，作用也就达到了。